文：愛麗絲
「從有小說開始，專訪作者之處探究的們幹迷人大抵離不開命運與自由意志的對抗，」賀景濱出版作品不多，蠢事持對卻總在書寫故事之外，賀景好奇探討更巨大、說的世界抽象的於永遠保命題。出版上一本著作《去年在阿魯吧》已是未知近十年前的事，賀景濱的情與小說新作《我們幹過的蠢事》裡，探究的專訪作者之處是撰寫前作時迴盪心中的提問。
《去年在阿魯吧》賀景濱寫的們幹迷人是虛擬實境，《我們幹過的蠢事持對蠢事》則在現實與科幻交錯的瞬息萬變間，探討人的賀景好奇主體性、自由意志是說的世界否存在。故事主角沒有姓名，於永遠保為了尋找邏輯學教授，未知造訪歷史上間諜人口密度最高的柏林。剛下飛機，他就墜入科技架構出的天羅地網——打扮如柏林交通號誌小綠人的程式，優雅堅定地兜售各類看似荒唐，卻異常實用的指南。
主角身為小說家，腦中奔馳的想像與文字，卻似乎將被故事大綱演算法取代；異地戀愛沒有不期而遇的驚喜、或者怦然心動，有的是App根據使用者釋出資訊所打造的「完美情人」——而當你全力釋出所有資訊，不正完全被這位「完美情人」玩弄於股掌之間？
如果你是玩具，你就無法玩玩具；如果你是書本，你就無法閱讀書本，對吧？」他說：「如果你是人，你要怎麼了解人？
當局者迷，身處其中，我們將永遠無法看清全貌，所以書裡附上〈外星人生存指南〉，藉外星人的旁觀視角，我們的日常成為他們的匪夷所思，甚至斷言未來我們必將寫出能演算情感、一切事物的自動程式，而「情感本來就是心智最古老的捷徑」。當心智能被演算，人類的主體性、自由意志是否將蕩然無存？人類行為會不會僅是心智演算的結果，徹底淪為科技霸權下的被操控者？
「所有的科幻都在解決現實問題，」賀景濱直言，科幻並非憑空想像，當時間被科技壓縮，「今日的科幻就是明日的歷史。」於是小說從書寫命運與自由意志的對抗、偏重情節，漸漸走向由主角鮮明個性引領故事發展，發展至今，小說不再能明確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事」，而是「有什麼正在發生」——因為那些無法言說、預測的，是我們日復一日的生活。
這麼說來，不免擔憂書名《我們幹過的蠢事》一語成讖，這些「蠢事」會讓我們自己走向滅亡嗎？或者如書末，世界末日前逆行的四分鐘，正是晦暗中一絲微光？這個問題，也許未有定論。「我們的文明強大又脆弱，」賀景濱笑稱，畢竟人類總時不時讓科技失控，發明出毀滅自己的東西，「就像原子彈啊。」搖搖欲墜，惴惴不安，我們隱約感知「有什麼正在發生、在等著你」，而伸出雙手卻搆不著任何實體，可能是噩夢般的一場虛幻，卻也被賀景濱書寫為故事裡最迷人的未知。
「那是一種不由自主生出來的故事。」
多年前，賀景濱曾因迷路，開車誤闖黑森林——那如童話般的場景，讓賀景濱直言，「想體驗格林童話不一定要走一趟童話大道，只要看過萊茵河畔矗立在山丘的古堡，或是闖一次黑森林，你就會感受到有什麼美麗或恐怖的事情在等著你，那種有什麼事要發生的感覺。那是一種不由自主生出來的故事。」是的，畢竟德國的童話其實是以童話口吻，朗讀給成年人聽的民間故事，讓美麗與恐怖並存，浪漫和暴力共生。
「那時候，我每天吃完早飯就出門晃悠，」賀景濱早前曾應邀前往柏林文學會駐村一個月，他們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提供千篇一律的早餐，「奇怪的是所有人都吃不膩，至今還令人懷念。據說一般德國人的早餐也是如此，每一天、每一年都一樣，讓人想到普魯士的軍人。」亙古不變的不只飲食習慣、軍人紀律，還有根植德國文化中，對講述故事的熱愛。「任何關於書的朗讀會都能吸引群眾，他們對於書的印象好像都來自它被讀出來的聲調。」賀景濱說，只要去過一次，肯定能完全理解《我願意為妳朗讀》改編電影《為愛朗讀》中的文化脈絡。
「冷戰時柏林是被共產主義包圍的孤島，」賀景濱將小說背景設定於柏林，二戰前，這座城市的科技水平走在世界最尖端，戰後和台灣相同，位處抵抗共產主義的最前線。儘管充滿歷史傷痕、矛盾過往，卻毫不停歇地高速運轉，在這裡，好像任何悲喜與光怪陸離都能並存而不自傷。歐洲是魔幻的舊大陸，賀景濱說，自己無論任何時候都想去歐洲，「置身在那個氛圍下，你總是會去想，他們怎麼有辦法在不斷的戰爭下，還能把這塊舊大陸搞到這麼迷人？」
我們為什麼說故事、寫小說？
回望我們身處的小島，賀景濱用小說家的目光，寫下不少台灣人心有戚戚焉的觀察：
我說我來自遙遠的東方，在那個小島上，每個人天生都有弱視，一出生就得選擇或藍或綠的鏡片來觀看這世界。
你能相信嗎，我們那個島上曾經因為查緝私菸引發了一場大屠殺。
小說家的語言幫助我們釐清現實、爬梳記憶，同時也探索未知，而我們究竟為什麼開始說起故事、寫起小說？
我要說這是一個被孤獨驅動的文明。他們為了抵抗孤獨，又想弄清怎麼回事，竟然就說起了故事。故事內容從神學到物理學，從生物學到資訊學。知識只能探索這世界，但他們用想像力包圍、建構世界。
賀景濱藉書中角色之口，道出故事源自抵抗孤獨，而這竟也讓我們建構屬於自己的世界觀，只是這個世界觀究竟是現實，或是集體相信的謊言，我們無法確知，而小說家永遠在通往未知的道路上踽踽前行，用文字探索所有可能性。
但賀景濱並非一心一意，只從事文字工作的小說家。大學自中文系畢業後，因父親住院，他不得不幫忙至苗栗當礦工數年，每天早上彎腰步行約一小時至坑道盡頭，若關閉頭燈，就是置身「一百趴的黑」之中，「那段日子讓我體會到勞工的生活語言有多生猛，也讓我知道沒什麼工是不能做的。」賀景濱在德州時，還曾擔任加長型禮車司機、考了大客車駕照去註冊當校車司機，他的工作經歷如其文字，幾乎毫不設限，只在極少情況下，用刪去法做選擇，「大三時，一句一句點完鄭玄孔穎達注疏的詩經和禮記後，我徹底放棄了做學問的工作，因為我認知到我不是能被學術規範格式化的人。」
不能被學術規範格式化，賀景濱豐厚的學術涵養，用另一種形式體現於文字中。他從國中開始閱讀哲學概論，於是在作品裡，總充斥著哲學反思、科學辯證，和詼諧犀利的人文觀察——他寫小說，同時更用小說思考。《我們幹過的蠢事》原先命名為《小說小說》，「我想用小說來探討小說啊。」為了突破過往小說大多以第一、第三人稱書寫的限制，賀景濱嘗試多重視角與故事線，交錯鋪陳，提供讀者不同於以往的閱讀體驗。「我試著解決這個問題，也不知道有沒有成功啦，但總是要嘗試錯誤、才會有新東西啊！」
賀景濱如一名懷疑論者，彷彿一切都是未定論，永遠在嘗試、在尋找答案，「我算不算懷疑論者？這個問題本身就存在著悖論啦！」賀景濱提及希臘哲學軼事裡，掉落水中的懷疑論者向學生求救，學生卻回答：「我如何確知你是我的老師呢？」像一直走在沒有盡頭的道路上，賀景濱迫不及待直視前方的未知，甚至已醞釀起下一本小說的題材，「小說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永遠保持對未知世界的熱情和好奇心。」賀景濱慧黠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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