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盧建榮
世界風雲變幻三百年下中國崛起有望？
——喬治．梅森《中國刑罰》的中國州城曾見一種讀法
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刑罰也就是盧建梅森從籌備《中國刑罰》到出版，以至刊行的榮導年頭。梅森其實對東西文明程度高下，讀旅到凌是華英清楚的。大家試想，國人故梅梅森穿戴的世紀森、乘坐的居廣郊隅交通工具，以及其他物質享用的中國州城曾見，明顯都高於中國各式各樣之物。刑罰他還不是盧建貴族，只以中下階層物質生活水平，榮導便毫無滯礙地看出西方社會與中國社會懸隔之大。讀旅到凌這時西方正在經歷工業革命和棉花革命，華英物質生活正在飛躍的進步，很快便把中國生活各個層面都給比了下去。工業革命，不用我辭費。我要說明棉花革命。這正是感覺歷史家阿蘭．柯爾本（Alain Corbin，1936-）提出的概念。
他在說西方棉布用機器量產，西方人用極低花費便享用了舒適的棉衣和棉褲。這種布料無分貴賤皆可擁有。再加上棉布易髒的特性，促使人們勤於洗換，這是西方清潔觀的建立。當棉布消費搭上工業革命列車，有待傾銷到中國之後，英國商人亟亟於打開中國市場。以下歷史發展，不用我多說。
中國自十三世紀發展出來的棉紡織業和土棉布消費，全被西洋棉衣褲貿易給擊垮。英國透過外貿所積累的財富，據《後美國霸權時代》一書的分析指出，在中國乾嘉時代，中英經濟產值、經濟產能，中國已經屈居下風。可中國猶不自知，還在以「天朝上國」對待蕞爾小國的英㹫。
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中國，國力已不如英國，而十幾年來還受到川楚（白蓮）教亂的荼毒，國勢更大不如昔。但乾隆皇帝還沉浸在征服邊裔異族快感之中，以為憑其「十大武功」，便可震懾任何要挑戰中國的外部勢力。中國綿亙十來年的川楚教亂，把國庫榨乾得一塌糊塗。前方統帥以養寇自重，這無疑是拖垮財政的一大原由。
在此，我與其推薦史家所著的史書，毋寧推介一本歷史小說，便知究竟。這本書即為高陽所著的《水龍吟》（台北：聯經，1991），梅森《中國刑罰》書中雖未見凌遲，但當時川楚教匪的匪首，一經俘獲，便施以凌遲之刑。這些凌遲之刑全在川楚前線就地處分掉了。梅森所居的廣州一隅在同一時間，確實沒有叛亂發生，故不曾見到凌遲之刑。高陽還把如何施行凌遲之刑，就用以下短短幾句，很具體地鋪敘出來，如下：
凌遲名為「魚鱗剮」，渾身用漁網綑緊，將凸出的肌肉，用牛耳尖刀，一片片像魚鱗似地割下來，成了一個血人時……（頁417）
這是我見過很具體的說明，解我茅塞。我曾在拙作《明清閨閣危機與節烈打造》（台北：暖暖書屋，2020）提明憲宗成化年間縱橫晉、魯、冀三省的採花大盜桑沖，在一四八七年落網之後，最終以凌遲處死於市。（頁44）我根據《憲宗實錄》轉述這一故事，史書明文只寫「凌遲」二字，我只能推想其故，但都不如以上高陽透過書中人物荷姑思索前途時內心的心理活動，高陽安排用荷姑觀點寫出他所瞭解的凌遲之刑。這裡可彌補梅森書中的遺憾。
西方文明帶給人們生活舒適的新現象，所至之處，舉世無不望風披靡。中國人也逐漸接受西式生活器具。這是西風壓到東風的一個面向。但西方還歷經科學革命，因而從事科技者亦可成為職業，這樣，科學家、醫生、與專門技術人員都有了營生的憑藉。這些，中國社會尚一時無法應運而生。另外，在政治制度上，西方內部有英國模式和法國模式的競爭。這一西方機密，中國莫說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聞所未聞（按：這是對世界動向的無知），即令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紀，中國仍弄不懂其中玄機。
比較英法兩國在十八世紀政治進程，英國從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之後，改革政治成了英國歷史進程的主旋律，至如法國，則走向革命政治。法國從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九年，是所謂大革命。然而，革命了十年，革命成果被野心政客拿破崙所攫走不說，革命十年間，貴族和教士多少人頭落地，最後，革命隊伍中內鬥，互相殺伐。從此之後，直至一九八六年，傳承大革命的在野政黨才首度執政。
亦即，法國有著革命遺產，政治動盪了逾兩百年。此其間，國體與政體屢屢更易。早在大革命爆發，英國保守主義大師柏克（E. Burke）出版《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一書，主要在指出，英國政治穩中求變策略下，以不斷革新來小幅度、並漸近式解決大問題。相反地，法國以革命方式思一舉推倒體制，並從零開始，以激進態度去解決沉疴難題。結果，柏克預言，法國往往事與願違，將陷入到革命與反革命長期鬥爭之中。柏克之說，事後證明有先見之明。
梅森是位軍人，不像柏克是位深思熟慮型的政治思想家，梅森無法弄清楚中國政治進程為何物，更遑論其思想資源為何物了。不過，今天藉由梅森為中國這個異國的異文化開了一個小口，算是一種端緒，引起筆者思索近古與近代中國的政治文化工程大問題。
中國自十九世紀最後一個十年，開始有人替中國政治進程拋出革命這條路，並加以實踐。這是在與提改革論的對手打對台。這就是我們深悉的革命（共和立憲）與改革（君主立憲）之爭，亦即是法國模式與英國模式之爭。
後來革命派獲勝，中國成為共和立憲國家。但在陷於長期政治動盪情況下，改革論又開始有生意。可是革命派力主改革論不夠政治正確，而將改革論定罪為反革命（按：一如法國大革命時期之政治）。從此，中國自絕於英國模式這條路，只能走一條路，即革命到底，且一路走到黑。這是紅色中國出現的一個由來。何以中國不給自己多一條路選擇？這就說來話長了。反正，中國陷於政治進程只有一條路這樣極端思維的僵局之中，走不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