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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不揚波》:清朝盛世以來,魚翅在上流社會存有一種難以戒斷的魔力

文:布琮任(Ronald C. Po)

灤鯽黃羊滿魚盤,海不會存萊雞紫蟹等閒看

魚翅在十八世紀愈漸普遍,揚波有種一方面反映時人對魚翅甚是清朝喜愛,另一方面亦代表上流社會愈趨奢靡。盛世其實,來魚流社盛清一代的翅上奢華飲食之風,在康熙年間已有端倪可察。難戒王士禎在《易居錄》中便有「灤鯽黃羊滿魚盤,魔力萊雞紫蟹等閒看」的海不會存感受;曾經歷任八省巡撫的陳宏謀(一六九六~一七七一),也在他仕官江南期間,揚波有種發布過〈風俗條約〉,清朝指出當地宴會風氣:

爭誇貴重,盛世群尚希奇,來魚流社山珍海錯之中,翅上又講配合烹調之法,難戒排設多品,一席費至數金,小小宴集,即耗中人終歲之資。

所以魚翅的普及,大概也是建基於這種奢華的時尚之上,只不過魚翅的推廣,致令這種風氣更甚從前而已。不過在王士禎、陳宏謀之後一直要等到十九世紀中葉,方才引起學人對「無翅不成席」這種揮霍腐敗之風作出嚴厲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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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錯圖・龍文鯊(犁頭鯊)》|Photo Credit: 時報文化

金福曾(一八二八~一八九二)是李鴻章(一八二三~一九○一)麾下平定淮北捻亂的大將之一。他在編修《南滙縣志》中明言:「咸豐初年,宴會猶只八簋,今則多用燕窩、魚翅炙諸品。良由近滬,相沿成習,漸趨華靡。」田芸生在《新鄉縣續志》也有云:「酒席宴會,稍近侈靡,有八大四小,八大八小,四大件則魚翅,海參尚矣……亦可見習尚之奢。」從這些載述可知,自從十八世紀開始,奢華的飲食宴樂已經相沿成俗,漸為陋習。

為了撥亂反正,清季的士大夫便開始抵制魚翅、海參、鮑魚等錦華食材,倡導節儉的裨益。比如曾任福建巡撫的徐宗幹(一七九六~一八六六),便曾對酒席過於奢華的現象提出質疑:「動以十六樣,二十樣為美食,未及半,早已饜飫,以後諸品,竟屬虛設,豈非暴殄?」如果要掃改歪風,徐宗幹有以下的建議:「似此糜費,往往一飯破中人之產,何如仍照舊俗。每席以八樣十樣為準,有減無增,魚翅、燒烤、南酒之類,一概不用,豈不而易辦?」

曾經大力鼓吹晚清維新的黎汝謙(一八七五年舉人),對魚翅等奢華食用也感覺不妥。他有一首七言律詩是這樣寫的:

別種分畦要及時,士渣草滓必勻宜。

紫茄青芥分冬夏,春韭秋菘喜糞脂。

欲引瓜藤柴作椵,為妨雞犬竹編籬。

山家飽啖冰霜味,魚翅熊蟠未有茲。

黎氏以詩明志,主張以菜蔬素食,取代俗氣異常的珍饈八味,並且倡議摒棄熊蟠、魚翅等賓筵上品,重返率性自然。吳永立在其〈致地方各國公團維持改良風俗會書〉中,更直斥奢侈浪費的宴客行為,鼓勵「春客宴會,禁用魚翅」,倡導節儉簡樸之風。

與黎汝謙、吳永立相似的名儒學人,在晚清還有很多例子,但由於他們所鼓吹的,意思大多類同,所以就不再贅舉了。

儘管抵制魚翅、鮑魚等珍稀海產的聲音此起彼落,晚清的奢靡之風卻未見休止。達官顯貴對魚翅的追求更是有增無減;不論是喜慶場合,還是喪葬典禮,魚翅依舊是席上珍品,至於「燕窩燒豬,亦供賓例菜矣」。

由此可以證明,自盛清以來,魚翅在上流社會存續著一道禁不勝禁的魔力,主導著奢華消費的心態和行為。當然,我們必須承認,消費者的心態多少也會帶有主觀的價值判斷;然而,魚翅的歷史告訴我們,因人而異的主觀性,不免也會受到社會生態與文化因素所影響。每當一件商品被「經典化」以後,它的價值大多會變得牢固不破,在同儕之間、家族圈子、貿易市場,甚至是個別文化圈內,占據著一個約定俗成,兼且難以撼動的無形位階。

小結

話說到這裡,我們大概可以總結,魚翅之所以會被古人珍視,箇中原由絕非偶然。由於這種海產源於深海,加上鯊魚本身的凶悍形象鮮明,再配上文人學士和醫理學家在明清以來的推波助瀾,魚翅在十八世紀便成為市場上有價有市的奢侈商品。

不過,我們還要去問一個問題,就是消費魚翅這個行為,究竟有什麼歷史和社會意義呢?明清兩代的消費者食用魚翅之時,是否純粹為了一嘗口腹之欲?當中還富含其他意涵嗎?在我看來,如果我們只是在處理魚翅的小掌故,我們大可不必理會口腹之癮以外的話題,不過,正如我在前文提及,在物質文化史的視角下,史家不會單純地把食物當成飽肚裹腹的食材而已。我們相信,每種被消費的商品,基本上都會牽帶著一種隱性語言,甚至是標誌著一種社會關係。

魚翅能夠帶動一種飲食上的潮流,引發人際之間的感覺和共鳴,與其他商品相似,箇中必定有某種象徵性的意義,否則我們便不會有「我消費什麼,就代表我是哪種人」,甚至是「我消費,所以我存在」(I spend therefore I am)的社會心態。

然而,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去看,魚翅所負載的所謂象徵意義,其實也是消費魚翅的人所賦予的。不僅如此,賦予魚翅象徵意義的人,本身也在文化,又或者身分上與眾不同。當這些特質被投射到魚翅的身上時,它便不只是鯊魚腹背的翼鰭,而是一種富含另一種象徵意義的海洋珍品。

換句話說,在深海中的魚翅與明清學人在餐桌上所食用的魚翅,兩者看似相同,但在文化史的角度上,其實是有所差別的。

如果我們借用其他商品為例,或者可以令我的立論更加鮮明。在中世紀英國,蔗糖是上流社會的必備食品,但它的特色並不只是一種甜美的調劑,而是一種帶有濃厚階級色彩的奢侈品。究其原因,無非在十五、十六世紀,英國本土沒有種植甘蔗的天然條件,只好依仗東南亞的蔗糖生產。

正如我在本章節多番強調,珍品的生成,無非與其來源有關。由於蔗糖來自遠東,價格殊昂,並非人人可以企及;如是者,能夠享用這種甘香甜味的,就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又好像茶在中國的歷史,雖然到了明清兩代,它已成為一種很普遍的飲料,但明清學人在茗茶時所講究的品嘗方法,便為茶杯裡的茶葉和熱開水激發了一種象徵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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