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根芳
【導讀兼譯序】總是史碧能引起騷動的史碧瓦克（節錄）
史碧瓦克的重要概念
正如蘭德里（Donna Landry）和格拉爾德．邁克林（GeraldMaclean）所述，史碧瓦克認為倫理是瓦克自我與他者連繫的重要關係，她主張倫理關係是其世一種擁抱、愛的界導極介僅理踐行動，自我向他者學習，讀文動這並不代表自我可以代替受壓迫的學訓他者發言（5）。她在〈底層階級能發言嗎？〉即已提出省思，練出論並由英文的發積「representation」一字所蘊含的雙重意義來檢視享有特權者及底層階級之間的倫理關係。
在英文中「representation」一方面是入社「代表、代言」、會行一方面又有「再現、更實象徵」之意。史碧當自我試圖「代表／再現」他者時，瓦克很可能踰越了恰當的其世倫理關係，以第三世界女性的界導極介僅理踐經驗為例，當西方白人知識分子「代表／再現」這些受壓迫者，將之形諸於論述之中，解構主義理論提醒我們必須要對這樣的論述加以審視質疑，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底層階級之所以無法發言是因為結構使然，即使他們試圖發聲，也無法被聽到。因此了解制度所造成的根深柢固的問題，進而去改變結構，或許才是回應解決這個問題最根本之道。
另一方面，史碧瓦克深諳文字語言做為一種符號，在表述系統中自有其象徵及修辭意涵，且意義永遠處於一種不斷延宕、不確定的動態過程中，因此不斷地置疑文本意義便成為解構主義式的解讀策略，這不僅是針對分析的文本，也反身置疑自我的定位及身分認同的某種不確定性（Sanders, 40-41; 62-65）。
史碧瓦克在《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失當下的歷史》的〈歷史〉這一章後半段重新改寫了〈底層階級能發言嗎？〉，她加入了若干具體的家族解讀及個人軼事，藉此彰顯「南方」女性在跨國資本主義體系中所扮演的「能動者角色」，並批判法國知識分子德勒茲和傅柯解讀被壓迫者明白且能說出自己的情況，其實是忽略了跨國資本主義市場的國際分工，因此他們無法進一步看清當代的經濟剝削形式（Morton, 107）。
她強調必須挑戰語言行動表述型（constative）和踐履型（performative）功能的截然二分，透過「解構主義毫無保留的開始運作」（setting-to-work of deconstruction without reserve,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p. 430），從而打破社會主義做為取代資本主義的幻想，取而代之的是，不斷地區辨／延宕「資本主義（者）對資本的社會生產力所產生的牽制」（ibid.）。這樣的運作或許才能夠更為實際去消解跨國資本主義對性別與階級分工的壓迫與剝削。
史蒂芬．莫頓指出，史碧瓦克之所以如此強調「底層」的意涵，即在於它是「截然異於西方知識與意義的支配體系，其中包括本體論在內。這樣的立場不只是拒絕接受霸權歷史書寫的權威，同時也使為這種權威承擔責任的哲學邏輯無以為繼」（103）。史碧瓦克進而闡述，無論是印度的底層研究歷史學家或是法國知識分子，他們都無法看出底層做為階級的表述描繪，以及在體制裡把這種表示描繪當成是踐履語言行動的有效依據兩者之間的差異，因此無法跳脫對底層階級的理解與想像，甚而鞏固了底層階級無法發聲的宿命。
根據史碧瓦克的定義，「沒有人可以用任何語言說『我是底層』」……底層性是社會流動的界限不允許行為形成任何可辨識的基礎」（《全球化時代的美學教育》，頁431）。因此，我們的責任不是去研究底層，而是向底層學習（ibid., 440）。
史碧瓦克指出，身為人文學科的教師，她選擇了一項閱讀目標，亦即「充分向這些群體學習，以便將權利思維縫合進責任的文化結構裡；或者說，去變化概念—隱喻，去活化潛藏的倫理當務之急」（ibid., 440）。對於倫理與責任的關係，在《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失當下的歷史》裡，她延用德希達的論述，指出「倫理學作為一種『體驗不可能的經驗』，以及政治作為一種行動的算計，也都是在一種解構的擁抱之內。……於是，生命乃是做為完全他者的召喚被活著，而這樣的召喚勢必要以可究責理性（accountable reason）所約束的責任（responsibility）來回應（Spivak, CRP427；筆者根據張君玫譯文稍做修改）。
史碧瓦克以文學訓練出發，積極介入社會行動，她不僅是個理論家，更是位實踐者。誠如馬克．桑德斯（Mark Sanders）以史碧瓦克的一篇文章篇名〈閱讀世界〉做為理解她一生志業的關鍵辭彙所示，她對世界的閱讀分析不單單展現了她解讀文本的能力，同時也是她的社會實踐及積極改變世界的策略（27）。
她除了在美國最精英的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傑出表現獲得該校最高教授榮譽「大學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更於1980年代在印度與孟加拉偏遠鄉村教育底層，訓練他們具備基本的自我學習能力，而不是毫無批判能力地接收由上而下的知識灌輸。她強調的是「認識論上的改變，而不是社會動員」（Conversations with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