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又銘
一個時代的徐皓下的性對人，他的峰筆思想有多麼的巧妙，他的民國們解民國社會結構一定也相應的巧妙。當人的海東思考能力都很弱的時候，社會結構一定很粗糙，當代這是政治我講的故事。
——《GQ報導丨徐皓峰：一個作者和他的仍頗時代》
後現代主義哲學家亞歷山大．克耶夫認為「歷史即將終結」。他雖然是有助益個旅法的蘇聯人，但認為莫斯科系統和華盛頓系統本質上沒有區別，徐皓下的性對都是峰筆單調推崇技術和生成龐大官僚。冷戰消釋文化，民國們解民國世界必將平庸。海東
以後，當代人類沒有歷史了，政治只有時間，仍頗所謂「度日」。人總是要向前走的，但人有時須要往回走。武俠片便是滿足「往回走」的需要。前途空洞無聊，起碼過去還有些依憑。
——《刀與星辰：徐皓峰影評集》
無論叫武俠、武打、功夫、江湖，作為一種中文世界最具代表性的類型小說或類型片，這類作品幾乎是歷久不衰的顯學。過往以近代史，尤其清末民初為舞台的，大多是高陽系統真正的歷史小說。因江湖民國掌故，知者甚繁。撈過界怕得罪人的，所在多有；更怕的是水太深，畫虎不成。所以金庸文人筆法最晚寫到清初，古龍流氓筆法直接架空歷史。
北京出生的徐皓峰，沒有這些問題。他雖非江湖人，卻有江湖人的血脈，有武林的傳承。習武未成走向藝文是興趣使然；武林掌故、江湖恩怨、功夫招數則是真實的生命底蘊。真假參和，露出的冰山到底是不是服務費般的只有一成，我們不得而知，但從電影語言到小說筆法，都透著一抹真。因為真，所以沒有動作設計的花俏美，只有刀鋒邊緣的緊張。但正是這種氛圍，讓人忘了鏡頭的四面牆。他在哪裡，哪裡就是江湖。
對徐皓峰而言，小說是尚未完成的電影。精煉、有節奏，也留下大量空白要靠想像或畫面來填補。但同時，從散文到小說的說理，讓時空背景更為完備，人物因此不再獨立於時代，他的說理讓人物本身就是時代。
徐皓峰多數作品繞著時代跑轉，背景都是新中國之前的「那個民國」。因為他認為，文學創作或作者導向的類型片，都旨在回應一個大哉問；武俠小說或武俠電影要回應的，是一個「禮崩樂壞」的社會情境裡，人們如何自處。民國，對他而言，正好是「字面上」，近代中國經歷漫長禮崩樂壞的隧道盡頭。
如今，南京大總統府指揮的民國，已在神州銷聲匿跡。但民國的國祚，仍時空膠囊般的封存在海東彼岸的蕞爾小島。不是海市蜃樓的我們，看似與徐皓峰筆下，北方武人的硬派功夫與北方大地的江湖恩怨並無直接關係；但細看徐文，卻看見了「前後民國」時空間跨越後，內建的社會文化與政治邏輯，仍有巧妙延續。
當代中國人喜歡談中國性、中國夢、中國特色。我們借用這種手法，姑且稱呼這種歷經「兩個民國」後，仍歷久不衰的社會文化與政治邏輯為「民國性」。了解這種徐皓峰筆下的「民國性」，對我們了解當代島內政治，仍頗有助益。而這種「民國性」，透過徐皓峰筆尖，表達出以下幾種特徵：
一、科技興國
徐氏無論是否以民國為基礎的武俠作品，都透著一股「民國範」，也就是從民國人的眼睛與立場，看民國人用什麼方法去直面、去檢討西力東漸的禮崩樂壞。甚至在這個「武俠式」檢討的過程中，走向反武術的反英雄論述。
在其改編為第一部個人電影的小說《倭寇的蹤跡》中，主角說道：
朝廷不願批銀子、造火槍，以先進的武器取勝，所以才有戚將軍發明鴛鴦陣、俞將軍發明棍刀法的事情。我們原本不必贏得這麼吃力，戰場又不是武林的擂台，非要用武藝去比拚。
另一部亦改編為電影的小說《師父》，則在對這種層層規矩相互制約，而非硬橋硬馬對幹的造假虛偽，帶點溫情的嘲弄後，一方面，不著痕跡的稱讚「有規矩，不破底線，方成局」的天津武林；另一方面，則是對壞了局面，試圖把政治力伸入天津武林的軍閥勢力，做了些許「不帶批判的批判」。
但最後，把這一切給統包在一起的，其實是對近代武俠片或武打片，「每打必洋人」的回應。也就是「武術為假，技術為真」，以反武術、反武俠、反英雄，讚揚科技興國的手法來寫「武俠小說」，用這種武俠小說來闡述「民國性」。
《師父》一篇中，北上天津力求揚名的南方拳師，與在天津已是武林大老的對手，兩人在談論所謂「武術作為國術」時，就認為「提倡國術是壞棋」。因為「在一個科技昌明的時代，民族自信應苦於科技。我們造不出一流槍砲，也造不出火車輪船，所以拿武術來替代。練一輩子功夫，一顆子彈就報銷了，武術帶給一個民族的，不是自信，而是自欺。開武館等於行騙」。這句讀來頗為令人玩味，更有種「騙子的終極目標就是要組成詐騙集團」之感。
民國人物往前銜接中國史五千年，面對列強，挨打後跨出檢討第一步，得出了「科技興國」的方針。但這個方針要如何執行？徐皓峰的作者心境，始終相信「對話」是推進小說與戲劇近程的核心。對徐皓峰來說，民國人物執行科技興國的方案，是換個好皇帝，「改一人而改全國，改全國而不挨打」。
二、人治主導
同為改編電影的小說《民國刺客柳白猿》，塑造了戰國最強刺客靈動子的傳說。除了組織《刺客教條》式的殺手集團外，靈動子更為刺客暗殺提出理論基礎，出《靈動子》上下篇。下篇為刺客實戰訓練手冊、上篇則為「弒君」論證正當性，將「刺殺」手段視為更迭政權的天道一環，殺手因此是上天調控人世的工具。
這種弒君理論之所以存在，刺客之所以成為俠客匡正世道的終極關懷，是因為相信「殺一人得以救所有人」；更相信，是人、而非結構、更非制度，才是決定世道、決定政治的關鍵。這種對「殺一人救一國」的癡迷，也等若是「保一人足可救一國」的信仰，因此成為執行「科技興國」的方法。
從科技興國到一人救國，徐氏筆下的「民國性」串穿兩個民國。這種缺乏監督與投入的「信仰政治」根深柢固，才會認為有問題的是皇帝不是帝制，只要殺了一個壞皇帝，改換一個好皇帝，帝制就可以照樣運行無礙。
這種邏輯就算經歷民主、換了風土，好像也沒什麼太大的變化。換一個好總統，總統制就可以運作良善，既不用管「超級總統制」下，有權無責的總統；也不用管「立委席次減半」造成低落的立法能量，更不用管「狙擊式罷免」一次又一次出現，只要有一個還看今朝、英明神武的最高領導，「父母官」就能解決「老百姓」所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