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中的情绪研究

　　作者：周灏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关系中的国际关系情绪研究处于一个方兴未艾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在先驱学者的情绪推动下，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研究另一方面研究者们依然在事关情绪研究的国际关系核心议题方面存在诸多困惑，从而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的情绪空间。尽管如此，研究本体安全研究、国际关系对跨时空情绪表现的情绪分析、国际关系“微观基础”的研究深化以及情绪外交这四个方向，都彰显了情绪研究未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际关系巨大潜力。

　　21世纪以来的情绪研究进展

　　虽然革命、民族主义以及国际冲突都是研究高度情绪化的现象，但是国际关系直到21世纪初，国际关系的情绪研究者们才开始正视情绪的重要性。早在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时期，研究诸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与阿诺德·沃尔弗斯等人在谈论战争的起源时，都已在强调恐惧这种情绪的作用。尽管如此，随着结构主义、物质主义以及理性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逐渐占据上风，情绪要么被研究者彻底搁置在一边，要么被视作是对理性的偏离，要么只能在特定的紧急或例外状态中得到讨论。

　　这种认为理性与情绪相互排斥的迷思在21世纪初期逐步被神经科学的新证据所打破，一些学者开始在国际关系期刊上发表对情绪、感觉以及情感进行理论化建构的文章。这些早期的研究发现，情绪在理性决策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时也会在有关是战是和的问题上建构群体间身份。后续，一大批有关国际关系情绪研究的著述陆续问世，呈现出所谓的国际关系的“情绪转向”。

　　必须指出的是，这场情绪转向内部仍然存在着很多的争论与分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心理学视角和社会学/文化视角之间的交锋。心理学视角将情绪归结为一种会驱动个体认知与行为的现象，主要侧重于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分析。与此同时，该视角还探究情绪在面对面外交中的作用以及产生人际信任的情绪基础，而领导人与民众如何对特定政治事件作出情绪回应也是研究者努力想回答的问题。心理学视角大致可以被认为是基于一种由内而外的个体本体论，即情绪生发于个体内心并向外扩散到社会领域。相比之下，社会学/文化视角则是一种由外向内的社会/关系本体论，关注情绪如何对身份、利益、冲突以及合作进行结构化形塑。这一视角利用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的智识资源，对管理情绪表达的规范、仪式、符号表征以及社会实践进行分析。除此以外，采用该视角的研究者还关心在叙事、记忆以及安全化实践中，特定的情绪类型如何被用来为安全政策的合法性作辩护。一些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研究者也加入其中，试图打开情绪、性别、视觉图像以及全球政治间复杂联结的黑箱。

　　情绪研究有待深化

　　虽然国际关系的情绪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例如，行为体能否自主地控制情绪的表达？应当将情绪仅仅看成一种个体生理现象还是应当将其定位在更加广泛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中？如何在方法论层面上科学有效地测量情绪？

　　首先，一些研究者认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体或多或少具有控制情绪的能力，而其他人则并不这样认为。从前一种观点出发，研究者强调精英在安全与外交政策领域中有意地利用情绪来为特定的政治目标争取支持或是激起反对。后一种观点则认为在许多外交场合中，诸如手心出汗、瞳孔放大或面部潮红等情绪反应很难或是完全不受控制的，这便成为窥探对方内心真实想法的重要信号。

　　其次，将情绪归结为个人生理反应的研究者们大多会援引演化论的研究，强调情绪最早来源于遗传基因的突变，而那些能更好地体验情绪的个体在进行后代繁殖方面更具优势，并最终通过自然选择的过程扩散至全人类。相比之下，侧重于情绪社会性一面的分析认为虽然情绪可以被归因于个体的肉身，但是由于它会被语言、符号、话语、社会互动以及社会环境所塑造，所以情绪所包含的内容本身无法在本体层面上被还原为身体。尽管如此，单从个体或社会任何一个维度出发都无法全面地解释情绪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好地将两者结合起来。

　　最后，方法论层面的多元挑战也不容小觑。其一，如何在有关情绪的普遍性陈述与那些试图凸显文化情境特殊性的研究之间取得平衡。前者试图跨越时空的限制提出有关情绪的一般性假设，因为看上去诸如悲伤、恐惧以及愤怒这类情绪似乎是世界上每个人都具备的；而后者更加关心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情绪存在与表现方式的差异，以及相应产生的不同政治内涵。其二，一些研究者声称国际关系的传统方法足以适用于对情绪的分析，而另外一些人提倡借鉴诸如视觉分析、（自我）民族志、历史社会学以及精神分析等相邻学科的方法对传统方法进行改造。其三，各种离散的情绪范畴是否适用于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单地将诸如“恐惧”“焦虑”“怨恨”等范畴套用在国际关系中，可能会让我们忽视行为体实际情绪体验的复杂性，毕竟人们总是处在一种混合的情绪状态之中。其四，情绪能否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强调情绪主观性与个体差异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情绪总是处于反复无常的变化之中，而那些研究怨恨、创伤以及和解的人们则会暗示特定情绪现象甚至会在导致其出现的初始原因消失后仍持续存在很长时间。

　　未来的研究方向

　　近20年的蓬勃发展凸显了情绪研究在国际关系中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但是该领域巨大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还有许多议题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一，情绪研究与本体安全研究的交叉。本体安全这一概念将人们对安全的理解从传统的“物理/身体安全”拓展到了“自我/存在安全”，而情绪正是构成行为体自我或存在的组成之一。不仅如此，既有的本体安全研究大多围绕焦虑这一情绪加以展开，讨论焦虑与恐惧之间的区别、联系以及对于国家安全所产生的相应影响。但遗憾的是，本体安全研究对焦虑的分析大多基于存在主义哲学或存在主义心理学，与主流政治心理学对焦虑以及其他情绪的讨论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两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值得在未来得到进一步的推动。

　　第二，情绪在不同历史阶段与地理空间的差异性表现。当前研究中反复提到的恐惧、焦虑与同情并非只存在于21世纪，而是渗透在此前的各个历史阶段，它们的表现方式与所产生的影响未必与今天相同，并且这种差别与延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除了时间上的差异，情绪在不同地理空间上呈现出的不同表现方式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例如，有学者曾谈到西方社会所经历的“文明进程”约束了人们表达情绪的自由，其结果就是导致西方国家之间逐步放弃对愤怒的公开表达，因为这种情绪往往被视为会导向暴力并应当被有效克制。相比之下，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在独立前后对殖民主义表现出了极强的愤怒，而这种情绪宣泄对于其建构主体性、彰显其主权资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情绪研究能够拓展国际关系的“微观基础”，从而与国际关系的“日常生活转向”相呼应。与标榜自己理性行事的精英所不同的是，情绪是普通民众日常体验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重要方式。作为一种看上去更加真实的经历，普通人的情绪体验会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快速传播开来，继而引发政治精英的关注与回应。最为典型的便是欧美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客利用大众对移民的焦虑与敌意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日常生活中的流行文化也是表征情绪的重要方式。

　　第四，在正式的外交领域，情绪的重要性同样值得关注。摩根索认为说服、妥协和武力威胁是外交中最为常用的手段，可除此之外，国家也会通过表达愤怒、悔恨、同情以及感激等情绪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情绪外交的运作需遵循自身的表演逻辑，即要让对方相信自己情绪表现是真诚的，而这往往意味着必须做出实质性的行动。由于任何外交行动都不免带有成本取舍，那么如何在行动成本与情绪真实性之间进行权衡便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并且应该考虑这种表演逻辑的满足是否与本国自身的利益诉求相符。此外，国家的官方情绪与大众情绪之间是否一致，也是决定情绪外交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