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查・威金森（Richard Wilkinson）、收入商增凱特・皮凱特（Kate Pickett）
菁英領導制度的不平並非比祖迷思
二○一六年，出身保守黨的等現代人德蕾莎・梅伊（Theresa May）出任首相時，前倫敦市長鮑里斯・強森（Boris 天生Johnson）出任外交大臣。曾在伊頓公學和牛津大學受教育的先聰他，在二○一三年受邀擔任「柴契爾夫人講座」（The工業革命 Margaret Thatcher Lecture）的講者。面對台下的讓智高知識分子與學者，他直言因為社會上永遠有落後他人的收入商增笨蛋，所以收入均等是不平並非比祖天方夜譚：「不管你信不信智力測驗，智商跟貧富差距絕對相關。等現代人社會上有百分之十六的天生人們智商低於八十五。」他用盒裝玉米片來比喻整個社會，先聰還大力推崇貧富差距，工業革命因為貧富差距能讓最聰明的讓智人功成名就：「越用力搖那盒玉米片，某些玉米片就更容易往上移動。收入商增」貧富差距是「嫉妒、羨慕和貪婪的重要來源，而這些特質都是促進經濟成長的關鍵。」
不管強森是否如同他所描述的玉米片般聰明，但對於貧富差距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那些。榮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還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專家和專業組織都指出，貧富差距不僅無法促進經濟成長，更是不景氣和經濟動盪的元兇。在貧富差距懸殊的社會中，社會流動逐漸停滯，人們的創意也受到限制。在較平等的國家中，獲准的專利案件數量占比確實較高。正如我們在前面章節所見，不斷去羨慕優越者擁有的一切，執著於趕上他人的財富水準，只會逼出人們的生理與心理狀況。不過社會上有很多人跟鮑里斯一樣，誤以為貧富差距是個人能力所致。
Photo Credit: 時報文化人們普遍認為人類天生就有能力、智力與才能上的差異，而這些差異決定了每個人能爬到哪個社會階級。這種想法不僅非常普遍，也是用來替階級辯解的最佳說詞。在普羅大眾的心理，我們都活在採用「菁英領導」制度的社會中，若想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能力即是關鍵。我們將社會想像成一座金字塔，絕大多數的人都位於底層，只有少數人能爬到尖端，而我們也都覺得能爬到頂層的人，肯定具有某些特別的才能。大家都深信能力的差別造就了社會地位的差異，因此我們不自覺地用每個人的社會地位，來判斷他人的個人價值、能力以及智力。這種觀念不僅影響我們看待他人的方式，更關乎我們如何看待自己。位在頂層的人總認為自己因為天生具有「對的能力」，才會順利站在頂端；底層族群則認為自己肯定缺少某些才華，所以才被困在金字塔底部。
不過這樣的想像並未獲得近期科學研究證實。首先，研究發現我們在生命中碰到的多數事物、還有我們最終獲得的社會地位，都是由不可預測的偶發事件或影響因素所致，簡單來說就是純粹靠運氣。再來，除了運氣之外，能力與社會地位之間確實存有特定連結，但其因果關係卻跟多數人的想像相反，其實社會地位並非由天賦所決定，反而是社會地位形塑了個人能力、興趣與才華。不過，讓我們先來談談運氣。
無論你覺得自己成功與否，我們其實都能回顧過往人生歷程，看看自己現在的成就受到運氣和機會多大的影響。也許我們是因為運氣才選到很棒的學校、遇到很優秀的老師，在重要大考中碰到拿手的考題，也有可能在找工作面試時，面試官跟我們非常聊得來。或許一場偶然的會議就改變了你的人生，或許升遷機會就這樣突如其來找上門。對生活品質而言，找個合適的伴侶跟工作與收入一樣重要，但在職場上，我們則很少去思考運氣和機會的貢獻。在碰到理想的另一半時，我們總是會在心中覺得自己怎麼會如此幸運，大家都會開心地聊起自己有多幸運才能遇見另一半，談起兩個人在什麼樣的機緣下能放鬆、自在地相處，還有能跟伴侶擁有共同興趣有多湊巧。但要是不提這些機緣與運氣，大家可能也不會特別去留意。
人們普遍對社會階級抱有強烈偏見。有很多人都在社會階梯裡上下移動，但就連最謹慎的教養與能力分析研究，都無法預測社會流動的方式。此外，雖然頂層與底層族群的平均壽命可能有十年之差，但這也不能用來解釋為何每個人的壽命不一樣長：某些有錢人英年早逝，某些窮人則非常長壽。有些對公共健康議題抱持另類想法的人會說，就算勤於運動、健康飲食、而且還不抽菸，最後還是有可能死於心臟病。而且如同我們在前章所提，包含主觀經驗在內的所有生命經驗，都有可能觸發某種表觀遺傳改變，影響人生後段的發展模式。
我們常說氣候的形成複雜難解，蝴蝶振翅都有可能改變天氣。因此現在大家都相信在生命中，機會和命運會大幅左右我們的社會階級與細胞層次。一個人是否會生病、是否能考出好成績、能不能有幸福美滿的婚姻，機會和運氣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科學家甚至擔心運氣會導致他們無法統整出每件事的因果關係，也難以預防負面結果或加以補救，在社會科學中，這種現象被稱為「黯淡的前景」（Gloomy Prospect），意即當科學研究碰上運氣來攪局時，數據與分析資料全失去解釋能力或實際用途。
雖然運氣讓每個人的生活難以預料，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在研究廣大人口時，對平均或群體差異的理解。人生彷彿是一場靠投骰子決定的遊戲，骰子則依照我們出生時所屬的社會階級，經過不同的加權設計：雖然每次擲骰子的結果看似全憑運氣，但多投幾輪之後就能看清某些結果出現的比例特別高，某些則明顯較低。當我們試圖證明在貧富差距較大的社會中，窮人普遍來講表現較差、壽命較短、而且難以功成名就的同時，也別忘了有時成功也得靠運氣。
話雖如此，我們也不否認每個人確實有能力、技術與興趣上的差異。那些位於社會頂層的人，確實在某些具公信力的能力測驗中表現突出。不過如果改換為勞動產業重視的專業能力、開車技術、DIY技能、或靠微薄薪資度日的能力來做為評分依據，那麼整個社會的能力分布可能會重新大洗牌。雖然不是所有技能都是普羅大眾能夠習得的，但我們關注的重點不在於能力的衡量方式，而是能力的差距究竟是從何而來。
鮑里斯認為智力的差別是與生俱來，相信是父母基因遺傳所致，有些人就是具有「天生」的才華。這種觀念其實一點都不罕見，至少從古典時期開始，有錢人或位高權重者，就開始相信不同社會階級中的人們都具有不同的生理組成，他們甚至鼓勵普羅大眾接受這個說法。在柏拉圖的想像裡，統治階級的靈魂是由金煉成的，再下一個階級的人們則是由銀打造而成，再往下則是銅或鐵；大家都相信不同族群之間存有先天能力差異，並用這個觀念來理解社會地位的分布，例如金字塔頂層為哲人王，奴隸都聚集在底部。由於這些想法不斷推波助瀾，種族與階級歧視才會如此根深柢固。
共有的遺傳特徵
只要某項遺傳特徵對生存有利，這項特徵就會在物種間越來越普遍。人類之所以有兩隻眼睛，是因為雙眼視力對日常生活幫助極大。根據祖先居住的緯度高低不同，不同人種的膚色也有深淺之別，能夠提供不同程度的紫外線防禦力。在幾百種靈長類動物中，人類可說是唯一有眼白的物種，其他靈長類動物的鞏膜都是棕色的；人類是具有複雜社交行為的物種，因此追隨他人目光、知道別人在注視什麼的能力因而顯得不可或缺，眼白成了人類共有的遺傳特徵。由此可知，如果某種關乎智力的遺傳特徵相當利於生存的話，怎麼可能會只出現在少數人身上？「有些族群具有特別優越的『智力』，讓他們有能力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而有人就是先天能力不足……」這種未必屬實的說法，近期似乎獲得某些科學研究背書，大家也就繼續接受這種觀念。
人類越來越聰明
因為基因遺傳，所以每個人的智力程度各有不同，但這種觀念如今逐漸受到挑戰。科學研究發現，全人類的智力不斷隨時間增進。一九八○年代，紐西蘭心理學家兼教授的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發現，在不同國家中，整體人口的智商測驗分數在二十世紀以來不斷躍升。當然，他所指的各國都是那些具有豐富數據、讓他能精確比較時間變化的地區。如今這個說法已是確立的事實，學界也在世界各地進行相關研究，大家都稱這個發現為「弗林效應」（Flynn effect）。
科學家針對美國、十五個歐洲國家、四個亞洲國家、澳洲、加拿大與紐西蘭等已開發國家進行評估，這些國家也都具有弗林效應；而開發中國家或新興經濟體，例如肯亞、多明尼加、巴西、土耳其與沙烏地阿拉伯等地，人口的智商測驗成績也在近期突飛猛進。典型的智商增加比率約為每十年增加三分，以二○○○年的智商標準來看，一九三○年代的人平均智商約為八十分，恰好是在從「遲鈍」掉入「智能有限」的邊緣。既然我們都比父母或祖父母聰明許多，智商測驗就不適合用來測量我們觀念中的先天智力。
弗林表示智商測驗測量的是「心智習性」，而心智習性是透過文化與學習累積而來，並非基因遺傳所致。他認為現代西方認知的心智習性，外頭彷彿套了一付「科學濾鏡」：我們習慣科學知識來理解世界，而不是用純粹實用的角度來看待萬物，所以如果在智力測驗中被問到：「狗跟兔子有什麼共同點？」「正確」答案會是這兩種動物都是哺乳類（科學分類），而不是狗可以用來獵捕兔子（實用觀點）（會給出這種答案的，很有可能不是在西方世界成長或受教育）。智力測驗傾向用來評估一個人的邏輯假設思維能力、象徵思維能力以及推論結果。另外，因為工作與生活環境的差異，社會上某部分的人似乎能更早拿到這付「科學濾鏡」。
弗林指出隨著教育程度的普及，社會重視的認知能力不斷向前邁進，其結果也反映在智商測驗中。因此智商測驗成果的進展，並不是因為現代人天生比祖先聰明。他表示：「智商增加的主要原因其實是工業革命。而次要成因可能是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變革，例如學校教育變得更正式、工作和休閒活動對認知能力的要求更高、成年人與兒童的數量比例變得更理想，還有親子互動更加頻繁等。」換言之，經過整個二十世紀，人類智商之所以能大幅提升，其實都要歸因於社會環境，而非先天遺傳差異。另外，他也點出有少數幾個開發中國家的平均智商目前偏低，大概跟一九○○年的美國人平均智商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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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收入不平等：為何他人過得越好，我們越焦慮？》，時報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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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理查・威金森（Richard Wilkinson）、凱特・皮凱特（Kate Pickett）
譯者：溫澤元
收入不平等跟我們有何切身關聯？
為什麼高層薪水越領越高、基層薪水萬年不漲，應該被打破？
其實我們的心理問題、高壓的人際關係、低落的自信以及被扭曲的天性，
統統都跟收入不均、競爭以及不平等的社會有關。
上一本著作《社會不平等》當中，知名公衛學者理查・威金森與凱特・皮凱特將不平等放在公共議題的中心，明確地指出較不平等的社會各方面都慘，從教育到平均壽命都遠落後於較平等的社會。他們在本著作中進一步解釋，不平等是如何影響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包括個人思考、感覺和行為舉止。一開始我們會先到看無可否認的證據，說明物質上的不平等有多麼強大的心理效應：當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人們就越容易以高低階級來評價自己與他人，因為擔憂自己落於人後，自信破滅，自卑感、防禦性的自戀、瘋狂購物等現象也隨之衍生。不僅如此，對於社會地位的焦慮更導致壓力賀爾蒙升高，不但學習或工作表現受到影響，焦慮、憂鬱、藥物濫用的頻率也隨之增加。
兩位作者描述了這些心理反應如何隨著階級社會展開，解釋為何貧富差距對我們的衝擊如此殘酷。他們也從演化與表觀遺傳學的觀點提出，人類社會並非永遠都是自利且彼此競爭。此外，對於社會上普遍認為菁英較有能力、應領高薪；地位低的基層天生能力較差，因此無法爬出底層這樣的「自然結果」，他們也提出根本的反對理由。
本書的前作《社會不平等》在二○○九年推出後獲得巨大的成功，並入選歐洲最高榮譽歐威爾獎；時隔十年，社會心理問題越發嚴重，四成以上人口曾有程度不一的心理疾病、民粹崛起、社會分化越演越烈，《收入不平等》即在此基礎下誕生。延續前作對貧富不均的影響，本書尤其著重心理層面，為當代每個人在社會上遇到的問題，找到了合理的解答。
Photo Credit: 時報文化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