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普莉亞・沙蒂婭（Priya Satia）
大英帝國並不是時間在「心不在焉（不知不覺）」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它是怪獸由致力於某些文化概念和歷史理論的人所建立的。現代時期的大英帝國的出一個決定性內涵，是主義對良知自覺地、世俗地理解，發點它是良善由歷史感受所塑造。
我們在這裡反思的卻具是歷史思想的形上學，反思一種特定的有破歷史理論如何藉著影響我們對塑造周圍世界的能動性和責任感，進而影響我們的壞性行為。十八世紀抵制糖產品的時間人們的行為是出於這樣一種意識，認為他們作為消費者的怪獸動機促成了糖生產中的奴隸制。
大英帝國主義的大英帝國的出出現，出自對英國在世界範圍內的主義天賜歷史角色的信仰，這種信仰的發點出發點是良善的，但是良善卻具有破壞性。如果你相信無產階級創造了歷史，你的行為就會與那些相信行星和恆星的排列決定人類行動的人有所不同。現代時期是一個男人們（是的，男人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作為歷史演員的作用，並試圖按照某些歷史劇本塑造世界上各種事件的時期，無論這些男人是作為革命者、征服者、工業家還是定居者。
推動工業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傳播的「進步」概念，取決於通過訴諸關於種族、宗教和文化的假設來壓制良知的能力；對烏托邦目的的夢想一次又一次地為可怕的手段辯護。
現代歷史是一個大規模的邊緣化和連根拔起的歷史；在南亞，以及德國、巴爾幹半島、塞普勒斯、巴勒斯坦／以色列、愛爾蘭、越南、韓國、美國（包括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所說的「雙重意識」）和其他地方，分裂的自我身分認同是典型的，其中大部分可以追溯到殖民統治中。然而，這些事件也關鍵性地重塑了歷史學科及其背後的想像力，為替代性的行動和存在方式留下了時間上的可能性。
在二十世紀初，印度人、阿拉伯人和其他人對殖民主義的歷史感進行了反擊。有些人藉著對它加以調整來達到反殖民主義的目的。英國在一九○七年時慶祝了鎮壓一八五七年叛亂的五十週年紀念，當時的孟加拉正處於激進的叛亂之中，這使得這一事件在關於帝國歷史的辯論中變得更加關鍵。
在一九○九年，印度歷史學家、全印度印度教徒大會的領導人薩瓦爾卡（V. D.Savarkar），發表了一篇關於一八五七年叛亂的修正主義論述，認為這是一場民族起義，特別是為了給英國鎮壓叛亂的五十週年紀念予以回應。他在解釋中輸入了一個不同的歷史劇本，在倫敦寫這本書時，他沉浸在法國和美國革命的歷史中。面對英國強烈的禁書行動，薩瓦爾卡在荷蘭印刷了他的著作。這本書在印度成為了一本被廣泛傳閱的禁書。它的印刷和流通是戰時反殖民主義革命活動的一部分。
一八五七年的叛亂困擾著該學科自己的歷史——莫勒維・穆罕默德・巴卡爾的兒子，穆罕默德・胡塞因・阿札德（Mohammed Husain Azad）成為了烏爾都語的第一位現代歷史學家。賽義德・阿赫邁德・汗爵士在一八五九年寫下了印度第一部關於衝突的描述，成為一名穆斯林改革者。約翰・威廉・凱伊也將這場叛亂作為文學創作的對象，持續了十多年。
許多英國人對叛亂的描述中都有自相矛盾的痕跡，這為未來更多的批評性修正主義留下了缺口。因此，當一位英國一戰老兵對關於帝國的公認歷史智慧產生了懷疑時，他首先轉向了一八五七年的叛亂。
這個人就是伊克巴爾的朋友愛德華・約翰・湯普森，他是前往印度的一名傳教士，在英國入侵伊拉克時作為隨軍牧師與英國軍隊一起服役，他對自己的經歷深感失望，在給母親的信中，他下定決心，如果他能活下來，他將「最終毫無疑問地站在叛軍一邊」，因為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了。
他首先成為了一名詩人，在一九一九年出版了《美索不達米亞的詩篇》（Mesopotamian Verses）。他的下一部重要的文學作品是一九二四年的戲劇《贖罪》（Atonement），劇中講述了一位英國英雄放棄了對印度人的惡行，做出了自我犧牲。
然後，他的第一部重要的歷史作品——他第一次嘗試自己進行贖罪，是從印度人的角度對一八五七年的關鍵叛亂進行了修正（以家長式的做法做出了假設：「印度人不是歷史學家，他們很少表現出任何批判能力」）。他告訴他的另一位反殖民主義的詩人朋友泰戈爾，這本書是「一個英國個人的贖罪行為」。
一九二五年的《勛章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of the Medal）試圖推翻英國人長久以來的論述（說印度人對於英國人完全慈愛的存在展開了惡魔般的攻擊），確認了叛亂者所表達出的真實的政治抗議，以及英國人自己挑起的暴力行為。他認識到，英國關於這一事件的迷思在維持帝國存在和事後嚴厲的秋後算帳行動中的力量——這本書使他在牛津大學的教職面臨了風險。《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雜誌則稱讚該書揭露了叛亂背後的「恐怖政策」。
這本書是二戰後在英國流行的「自下而上的歷史」寫作趨勢的一個重要的反殖民主義先驅。這是對歷史學科的一種激進干預，而湯普森對自己作為歷史行為者的責任感使之成為了可能。他的朋友包括了印度反殖民運動中的兩位詩人領袖，伊克巴爾和泰戈爾。
在牛津，正如他所寫的，他的鄰居是退伍軍人、詩人和古典主義者羅伯特・格雷夫斯——勞倫斯的朋友和他的傳記作者。湯普森認識了勞倫斯本人。不出所料的，鑑於他與這些人物的親密接觸，他對拜倫式的人物產生了迷戀，他們是以心愛的被奴役人民的名義做出了犧牲的詩意英雄，同時為英帝國主義的罪孽贖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