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鈺欣
台灣同志公民的重讀雙重意識：既是台灣人，也是邱妙同性戀
這一系列刊在《關鍵評論網》的文章，或可稱之為「五年級同學會」，津自是傳體舊書重讀的同志研究工程。是小說析論步入中年的我，對過往青春的鱷魚重新檢視，剖入最深的手記雙重自己，看時間之流鑿刻的台灣同性痕跡。尚未成為朝九晚六出版產業上班族前，戀菁亦忝為一個同志運動者。英的意識無知年少，重讀舉著同志諮詢熱線的邱妙牌子走上西門町街頭，是津自為二○○三年第一屆台灣同志遊行。
本文討論台灣同志公民的傳體雙重意識：既是台灣人，也是小說析論同性戀。「同志」一詞是「同性戀」走入身分認同政治的用法，而同性戀則依然飽受汙名。這個用法，於我和王穎來說，始自二○○三年翻譯澳洲文化研究學者馬嘉蘭老師的一篇論文：〈揭下面具的鱷魚：邁向一個現身的理論〉（The Crocodile Unmasked: towards a Theory of Xianshen）。
熟習中文的Fran老師，以拼音拼出中文現身（xianshen）、同性戀（tongxinglian）、同志（tongzhi）等詞，以脈絡化、畛域化一九九○年代以來的台灣同志自我命名與運動，與西方（歐美、澳洲）為主的酷兒運動（queer movement）區別。「雙重意識」一詞，我借用自歷史上第一位取得哈佛博士學位的非裔美國人杜博依斯，其經典著作《黑人的靈魂》（1903）。
美國並未賦予他真正的自我意識，只讓他透過另一世界的啟示看到自己。這個雙重意識乃是一種奇特的感覺，總是透過他人的眼光觀照自我，利用白人世界的捲尺衡量自己的靈魂，白人覺得好玩之餘，面帶輕視和憐憫的神情旁觀著。黑人總是感受到自己的雙重性─既是美國人，又是黑人；兩種靈魂、兩種思想、兩樣無法調和的奮戰；兩種交戰的理想在一黝黑的軀體裡，但憑其頑強力量才不至於被撕裂。
杜博依斯的「雙重意識」一詞，意指美國並未真正接納「黑人」，非裔美國人內化白人的眼光，以白人的觀點審視自己，因而產生意識衝突或認同分裂。在此，我主張台灣當下的同志公民，亦存在著既是台灣人，也是同性戀的雙重意識。
二○二三年，第二十一屆台灣同志遊行「與多元同行 （Stand with Diversity）」18萬人走上街頭，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率黨工加入，步行1公里餘，宣稱「婚姻平權只是起點」。日前，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與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攜手發布「2023年台灣同志職場友善指標」評選結果，不乏美光等科技大廠與醫藥龍頭。
除了婚姻權，還有工作權，同志運動二十年走來篳路藍縷，對於同志的國族想像，亦有別於「同志無祖國」的口號，具體落實為「台灣同志」。翻讀昔日文獻，同志研究學者早已真知灼見，預料今日發展。以下我將重新檢視學者朱偉誠2003年所發表，對於台灣同運的公民轉向論述。
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執政團隊的全紀錄《護國四年：會做事的團隊，盼台灣成為幸福之地》，在年底選戰喧囂中出版，首章即為「婚姻平權」。我們若沒有遺忘，行政院長蘇貞昌曾於2019年2月20日，於反同論述沸沸揚揚之際，親上火線宣導同性婚姻專法（「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影片中的他，懇切地一字一句唸著親筆寫下的說帖：
無論你是異性戀或同性戀，我們都是同一國的，都一起生活在這塊土地上，都在同一個天地之間，我由衷的期待大家，包容的接受不同，和善的對待彼此，使台灣成為一個相互尊重，彼此友善的國家。
作為出生在一九七○年代、經歷過愛滋天譴說汙名的台灣同志，不得不說，我很感動。曾經被排除的二等公民，終於被國家所看見。但冷靜思索，這其實不脫朱偉誠在馬英九任台北市長時，便曾經拋出的問題：台灣同志公民運動的歷史意義？國族還是民主？
在《同志・台灣：性公民、國族建構或公民社會》這篇論文中，他借用歐美同運的公民路線論爭，直白地分析：台灣的首善之都在國民黨籍市長馬英九任內，因著兩黨政治菁英對於民主進步的競爭，而舉辦了「台灣同志公民運動：台北同玩節」。九○年代臺灣同志運動的種種曝光，其實僅是一種文化形貌的轉型：同志身影曝光在電視螢幕上，進入家庭日常中。
也因此，當文化展演的同志運動漸趨沉寂之際，2000年9月起由台北市舉辦的「台灣同志公民運動」，不但是台灣第一個官方編列預算舉辦的同志活動，也對彼時台北的同志研究社群、同志運動圈，激起了不小漣漪。官方編列預算杯水車薪，以試水溫的方式探測民眾對於同志的態度，其背後的考量不脫選票。缺乏社群凝聚、同志尚未具備真正政治實力，無怪乎以同志研究為本位的學者朱偉誠，必須直面自己提出的問題：
台灣同志公民運動的歷史意義？國族還是民主？
在此，其筆下的「同志」一詞，不僅只是中港台三地所用，來自香港作家邁克所挪用、去同性戀汙名的性相；毋寧更是全球化串連的global queer。論文名稱抬舉「同志」與「台灣」並列，而非尋常用法中的「台灣同志」，其實已經揭示了全球化同志與台灣主體分庭抗禮。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第三個十年，台灣同志遊行年年近達二十萬人，高喊「同志無祖國」的全球化酷兒成為少數學院派，取而代之的是「台灣同志」：既是台灣人、也是同性戀。
「台灣同志」並非時代新興產物，但台灣真的接納同志作為公民了嗎？台灣這塊土地，是否賦予同志真正的自我意識？為了析論台灣同志如何內化了台灣人對於同性戀的觀點，我將重讀邱妙津寫於一九九○年代的自傳體小說《鱷魚手記》，讀出其中本島同性戀菁英的雙重意識。
重讀《鱷魚手記》
為什麼時至今日，我們還要重讀三十年前的青春同志悲歌？若我們不能深入台灣本土的地理風土，探看個體同志的生活處境，就無法真正改善整體同志權益。因之，我讀邱妙津，並無致敬之意，而是做為寫實作品來觀察。在論及《鱷魚手記》小說人物小凡的文章中，我重新定調這部作品，是解嚴前的文化女菁英校園文本。
解嚴啟動的不但是島上民主機制的重新運轉，亦是透過諸如野百合學運、婦女運動、農民運動等各種民間運動的權力重新部署，更是菁英階序的重新排列，並且在部分鬆動後更加穩固的過程，是台灣作為一個在文化、政治上宗主國紛雜的殖民地所進行的脫殖民、後殖民過程，是本島菁英取得權力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