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葉靜倫
讓貧弱的這們罪集正停止觸孩子找到新的生存方式，才能真正停止觸法行為。跟犯這也是搶人我們跟犯罪集團的搶人大戰。
──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廳長謝靜慧
少年法庭和家事法庭，大戰到新的生在冰冷的讓貧弱少司法系統中獨樹一格，特別是年找觸法少年案。台灣每年有超過2萬名未成年孩子們流浪、存方飢餓、法行偷竊、這們罪集正停止觸打架、跟犯觸法、搶人非法打工、大戰到新的生被安置（住進庇護機構），讓貧弱少甚至性侵與被性侵。年找這些孩子背後，存方多出自失功能的家庭，他們身上背負的諸多議題中，貧窮是影響深遠且會在代間世襲的巨大陰影。
當然，貧窮也不足以道盡他們面對的一切。未成年的孩子就算不缺錢，也不見得有能力照顧自己，更不見得能夠明辨是非、免於觸法。許多情緒議題、外顯行為，以及財務自理和生活能力的缺乏（如查找交通工具、維持個人衛生、求職工作等），都不是有錢就能解決。
需要幫助的人，需要先被理解
國際上從60年代末開始推展「少年轉向」（diversion）概念，將觸犯輕罪的少年從司法審判轉向行政保護，讓觸法少年能留在家庭和社區，接受輔導改善偏差行為，也以此避免所謂「壞小孩」的負面標籤。台灣從1997年開始銜接了這個概念，決定性的修正了《少年事件處理法》，少年法庭從此被賦予截然不同的意義。
觸法少年的司法轉向，宣誓了一個社會將犯錯的孩子視為「需要幫助的人」，而非該予以懲罰的人。這使得所有進入這個體系的孩子都需要經過調查而後理解，理解而後裁定，裁定而後保護，且這個「保護」的意義不只在於「愛護」，還包括「矯正」。
Photo Credit: 中央社 少年「調查官」（調查少年背景）與「保護官」（執行輔導計畫）因此應運而生。桃園地方法院主任調查保護官的王以凡解釋，少年調查官需要進行審前調查，包括閱卷（警方移送書、筆錄、案件資訊等）、家訪（家庭環境、經濟狀況、教養方式等）、搜集資訊（學校輔導記錄、在校成績、出缺勤及獎懲紀錄等）與調查性的會談。
調查官將報告交給少年法庭開庭，決定處分後，再由保護官接續執行裁定後的保護處分與輔導計畫。
「調查制度是我們跟民事庭和刑事庭最不一樣的地方。」少年及家事廳廳長謝靜慧，超過26年的法官生涯經歷刑事、民事、家事和高等法院。她指出，透過社會調查確認孩子的行為，能夠找到他們觸法的真正原因，並尋求援助資源和管道。家事庭的調查官也在離婚、監護宣告、子女提告棄養等家事案件中，肩負同樣的任務。
調查的目的在於全面性的理解觸法行為背後的根源，尤其在少年身上，可惡與可憐經常是一體兩面。「之前我去少觀所訪視，裡面有個孩子說他在那裡很滿足，因為他原本跟著奶奶拾荒，經常餓肚子。現在在少觀所，反而覺得『每天都有飯吃就很好了。』」謝靜慧說：「當時印象很深刻，想說怎麼有孩子被關起來，還覺得每天有飯吃就很棒了？」
「幾天之後我開庭，發現他是當事人，為了女孩子爭風吃醋而把人刺死了。」她感嘆，雖然照顧系統的缺乏和生活困境不一定和犯罪有關，但她意外看到了一個人很不同的面向。
外型果斷剛強的王以凡，投入觸法少年服務將近25年，看過無數孩子的落魄，也看過他們的兇狠：「青少年時期沒有太多閱歷，大腦也還沒發展完成，偏偏語言又很直線、膽子又大，經常搞不清楚界限，很多孩子的殘忍都很可怕。」
讓人生加速惡化的啟動器──兒少貧窮
在家庭功能與學校相關機制都無法掌握孩子是否會再犯的情況下，少年法庭如果認定孩子的「需保護性」較高、裁定「保護管束」，孩子便可能需要定期來找王以凡報到。
出身公務員家庭的王以凡，父母雖不富裕，但收入穩定且全心教養。她自陳自己從沒窮過，但自從做了少年業務後，經常在想的都是如何讓這些14至21歲不等的孩子脫貧，她對貧窮的看法也有完整的描繪：
貧窮會影響孩子的學習，輟學、低學習成就、無法進入高等教育。這些條件不高的孩子多半只能找計時薪的工作，例如速食店、加油站、物流站、工地等，這些地方往往需要長時間久站、出賣勞力和體力。
因為下了班很累，常常只想塞一堆不健康的垃圾食物，不用等到中年，身體就會四處病痛，快速消耗健康。人在日夜耗損之下也不會想存錢，一拿到錢只想放鬆享樂，毫無積蓄。等真的到了中年，哪天一生病就無法上工，收入斷了首先就失去住房，接著就開始流浪。
這些滑坡般的人生不是王以凡的腦補，而是她數十年經驗中常見的路徑：「這種人生就是環環相扣，絕對不能鬆卸一分一毫，出了事也沒有能支應的朋友，立刻陷入貧窮。」她揮揮手說：「那些以前當老闆、現在變街友的大起大落故事當然還是有，但現實中更多的是這種事。」
此外，近幾年智能不足或精神障礙的孩子逐漸攀升，有些少年在被家人遺棄前，甚至「被當成動物一樣養」，即使進入保護系統也無法有效協助，最後往往長期流浪，且難以避免觸法，躲不過監禁的下場。
Photo Credit: 法務部矯正署台北少年觀護所 令孩子挫敗的貧窮與機構經歷
在少年處分裡，每月按時報到的保護處分如果起不了作用，可以發「勸導書」。勸導書被戲稱為保護官的「咆哮信」，集滿兩張咆哮信，會被送到少年觀護所觀察5天。再不行，或許還可送矯正學校（過去俗稱感化院）。「但是這些障礙孩子，你就算送他進感化又有什麼用？進去了反而更糟。」王以凡感到很無奈。
有些孩子則被安置在機構，但機構講求的是團體生活，照顧不可能細緻。尤其如今面臨少子女化，每個孩子都被當成寶，在機構長大的孩子更難以和一般家庭的孩子相比，各方面的挫敗都很深。
「在機構裡每天照表操課，什麼事都被規畫好，零用錢也很少，生活刺激相較於一般家庭實在差太多。且大多數孩子都沒有規畫金錢的觀念，理財能力極差，偏偏這又是他們離開機構獨自生存後，首當其衝要面對的事。」
王以凡舉例：「我手上有個孩子，從小手足就離散、爸媽也沒在照顧。他小學開始就住在機構，直到18歲上了大學，帶著機構幫他存下來的20多萬出去自立，結果短短三個月就把存款全花光。」
從來不曾獨立生活、學習調配開支的孩子瞬間把錢花光，王以凡當然明白這不是孩子的錯，而且此時對錯不重要，重要的是少年的自立人生不過短短3個月，便已形同在走綱索：「哪怕一個事故、一點風險，即使是場擦撞車禍，只要經濟一轉不過來，他首先就會中斷學業，再下一步就是失去套房（租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