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文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從「我手打我口」看技術的中文東亞現代性——《中文打字機》導讀
（前略）
乍看之下，《中文打字機》中文版下的打字讀從的東代性副標題「機械書寫時代」，相較簡體版的機導技術「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與日文版的「漢字與技術的近代史」，給讀者一種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式的手打況味。但實際上本書緊扣歷史，亞現遊走東西的中文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與技術創新，敘事謹嚴，打字讀從的東代性故事性十足。機導技術
作者從二○○八年北京奧運的手打開幕進場順序開場，為讀者呈現看似不可解，亞現也與字母順序不相容的中文中文語境，點出本書與其說是打字讀從的東代性打字機的研發史，不如說是機導技術直探「打字」動作下，漢字的手打鋪排理路的知識與文化傳布。
熟悉東亞技術史的亞現讀者讀到這裡，或許想起白馥蘭（Francesca Bray）主張技術知識的圖文傳統，或者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對中國近代科學的詮釋。確實，《中文打字機》在史料解讀上與這些先行者有互通之處，但這裡還要注意它與上一本《容受國族》的論證關係：它們都看到國族主義與秩序，但國族論述不等於知識與技術。民族識別與奧運進場順序固然有其儀式性與特殊性，但《中文打字機》處理的漢字輸入不完全由國家主導，其形成與轉變遠比國族論述來得複雜。
於是，從歷史的物質轉向（material turn）出發，墨磊寧描繪打字機的發想與實作所牽動的科技社會進程，構成《中文打字機》的主體。本書除序論之外共有七章，依序是主宰英文打字機的雷明頓公司（E. Remington and Sons）的進軍亞洲（第一章）、印刷排字盤的配置嘗試與電報碼（第二章），到早期的中文打字機（第三章）與市場化的國產打字機與銷售（第四章）以至日製中文打字機與文化統合（第五章），到林語堂明快打字機（第六章）與共產中國的中文打字活動（第七章）。
敘事上本書雖然不脫文明互動交疊，或者說類似李約瑟所謂發明的「滴定」（titration）框架，但箇中的行動者除了國家以外還有市場、專利與企業，和國族主義若即若離。從社會面看，打字機是工業產品，需要開發者、生產者，更需要消費者與使用者。從文化面看，打字機承載漢字的書寫傳統，牽涉語詞的認識與使用。這樣說，《中文打字機》是技術演化的「人因」故事，同時也是聚焦技術，別出心裁的中國近代史。
作為科技與社會研究者，關注書寫機器的東亞發展，以下我順著《中文打字機》的敘述，分享閱讀的所見所得。首先，本書大致依照時序，但各章間並無直接因果關係，涵蓋時間也多有重疊。事實上，與李約瑟不同，墨磊寧不執著於「誰先發明什麼」，而是將「打字」的問題意識歸納成三種拆解中文的理路——常用字（common usage）、拼合主義（combinatorialism）和代碼（surrogacy）。
這個設定不但讓《中文打字機》不用處理真正的書寫機器，也就是啟蒙時期以降的書法或作畫機器人（automata）的故事，直接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它也不用討論「寫」（write）這個動作，而是聚焦在「打」（type）的過程與活字技術，用它們串連之後出現的各種中文打字機的構想。
這三個理路也各有所本。常用字在康熙的《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中已有說明，往後在報紙排版時也為排字工人沿襲。代碼看似神祕，甚至讓中文在進入全球電報領域時無法成為「明文」（plaintext），接收者必須依據傳來的數字（例如7193是「電」字）翻找電碼本才能解讀。但「叫號取字」其來有自，來源可追溯到《農書》的造活字印書法。拼合主義乍看與部首很像，所謂「有邊看邊，沒邊找中間」，但部首的功用不僅於此。它是漢字世界的接引，綱舉目張的根本架構。
因此，不管是第二章介紹的 Jean-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勒格朗（Marcellin Legrand）、貝爾豪斯（Auguste Beyerhaus）與德勞圖爾（Pierre Henri Stanislas d’Escayrac de Lauture），或者第三章的祁暄，這些發明家的「分合活字」構想雖然有趣，但都翻不動部首。
進一步說，雖然就字義來說部首類似「字根」（radical），與拼合主義看似互通，但對中國人而言部首是漢字的主流教育方式，不只可用來學寫字也可記單字，查字典，沒必要新學一套。這點在祁暄與周厚坤（商務印書館最早接觸的打字機發明者）的爭論中看得很清楚。周厚坤堅持祁暄以部首創造分合活字會造出太多按鍵，並不實用，祁暄則回擊周厚坤，斷定他「不是缺乏足夠的機械知識，就是對『部首系統』的研究沒有好好理解」（頁SS）。漢字確實不好學，民國時期也不乏廢漢字的啟蒙呼籲，但它依然不動如山；使用者寧可用字典與代碼克服知識落差與技術需求，也不想順著外國發明的邏輯解構漢字，混淆認字原則。
其次，或許由於中文打字機「打」的不易，推廣上它要仰賴「打手」，也就是處理文書的代筆者，而打字機也就在人工抄寫與印刷複製之間開出活路。在第四章介紹，由商務印書館製造銷售的舒震東打字機是這樣的例子。商務印書館顧名思義以印刷起家，負責人張元濟是愛國實業家，推動中文打字機順情合理。但在「重視國文」的民族論述外，舒震東打字機也凸顯打字機的產業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