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何反夏琳．蓋瑞特（Shaylyn Romney Garrett）
我、彈回代的代年代結我、升懷束時我的著理
我們經常從政治角度看待六○年代的大地震，但那場震盪也許在文化當中最令人感受得到，想進尤其是入年入自流行文化。如同我們先前提過的嬰兒已陷，六○年代的潮世文化革命呈現出來的形態，是煩躁年輕人抗拒一九五○年代令人窒息的「集體」，而追求解放與個人主義。何反英格爾哈特主張一九六○年代的彈回代的代年代結物質富裕解放了年輕世代，讓他們得以轉向「自我實現」。升懷束時他以這句妙語概述自己的著理論點：「人不是只靠麵包而活，尤其是想進人如果擁有很多麵包的話。」
從自我實現到自戀，入年入自只有短短的一小步。萊克（Charles Reich）在《美國的新生》（The Greening of America）這部暢銷著作宣告了一種新的革命性「第三意識」，也就是不把「社會、公共利益和制度視為主要真實」，並且把「個體的自我接納為唯一的真實」。
這項轉變最明顯可見的地方，也許是在流行音樂。流行音樂從「集體」改為「自我」的轉變極為明顯又極為迅速，幾乎可以精確指出發生的月分。六○年代中期的搖滾樂團水牛春田（Buffalo Springfield）唱出「有什麼事情正在發生／到底是什麼還不太清楚」，即是嗅到了變化的氣息。那個重大年代最具影響力的其中一位藝人是巴布．狄倫，他的音樂根基是木吉他與民謠音樂，可見於他早期的走紅作品〈在風中飄蕩〉（Blowin’ in the Wind, 1963）與〈時代正在改變〉（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1964）。
他的同代藝人以及合作對象包括瓊．拜雅（Joan Baez）、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皮特．西格（Pete Seeger），以及彼得、保羅與瑪麗（Peter, Paul and Mary），這些藝人都因為他們作品中的社會評論以及對兄弟情誼的呼籲而聞名世界。早期的巴布．狄倫和他的同儕一樣，也以歌聲鼓吹社會正義。
不過，在一九六五年七月的新港民謠節（Newport Folk Festival），狄倫在演唱會中途從民謠歌曲改為電子搖滾的著名轉變引起了強烈反應（主要都是負面反應），包括他的音樂同僚也是如此。然而，在後續年間，狄倫卻刻意從鼓舞社群建構與社會抗議轉向表達自己的個體性。因此，難怪狄倫到了「自我」時期仍然持續廣受喜愛，但他那些沒有跟隨此一廣泛文化轉向的同儕則遭到遺棄。
披頭四這個流行音樂奇蹟也遠遠不只體現音樂，而是代表了一個世代的長大成人。如同狄倫，披頭四在一九六○年代初期也以和諧的歌聲頌揚人的同在相伴：〈我想牽你的手〉（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1963）、〈你只需要愛〉（All You Need Is Love, 1967）、〈只要朋友幫我一點小忙〉（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1967）。可是到了一九六六年，他們就開始感受到孤立與疏離，在〈艾蓮娜．瑞比〉（Eleanor Rigby）這首歌裡針對兩名男女唱道：「那麼多寂寞的人／他們都來自哪裡？」
到了一九七○年，披頭四已然解散，團員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從一個共同創作音樂的團體轉變為各自追求自我發現的個人。他們以樂團身分共同錄製的最後一首歌是由喬治．哈里森所寫，歌詞一方面是他個人對樂團的分裂所表達的不滿，同時也可以算是對六○年代從「集體」轉向「自我」的貼切描述。
我聽到的盡是我、我、我的／我、我、我的，我、我、我的。
六個月後，約翰．藍儂以他的個人賣座單曲〈上帝〉（God）提出回應：
我不相信披頭四／我只相信我自己。
把對自我的愛視為一種美德，而不是惡行，在一九六○年代晚期與七○年代成為新世紀運動（New Age）的「重點」。「學習愛你自己……是最偉大的愛，」這段歌詞原本出現在一九七七年的阿里傳記電影《勝者為王之拳王阿里》（The Greatest）的一首歌裡。（後來這段歌詞又出現在惠妮．休斯頓與奧莉薇亞．紐頓強的暢銷歌曲中。）這段文字代表了轉往個人主義的文化轉向。我們完全無法想像納京高（Nat “King” Cole）、艾拉．費茲傑羅甚至貓王頌唱著自我之愛。
諷刺的是，阿里本身並不是自我之愛的擁護者，恰恰相反。一 九七五年，他向哈佛的學生發表演說，說出了這個也許可以算是史上最短的詩句：「我？應該是我們！」他不可能知道就在他發表演說的同時，美國文化正發生一場巨變，將會從此反轉他這句話的順序和標點符號。
一連串的危機
六○年代不只是文化轉捩點，也有一連串多層次而且互不相關的公共危機，造成許多悶燒已久的衝突爆發開來：
- 約翰．甘迺迪、羅伯．甘迺迪與金恩博士遭到刺殺
- 越戰
- 學生抗議
- 民權革命
- 都市危機與都市暴動
- 國內恐怖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暴力
- 婦女運動
- 避孕藥與性革命
- 反文化與藥物泛濫
- 傳統宗教與家庭價值受到史無前例的質疑
- 一連串的環境危機
- 水門案與尼克森辭職
- 停滯性通膨、石油短缺與經濟困頓
在某個根本層面上，這些全都是大致上各自獨立而且互不相關的現象。「肇致」避孕藥的因素不是「肇致」越戰的因素，而「肇致」藥物泛濫的因素也不是「肇致」石油短缺的因素。不過，這些各不相同的危機卻似乎具有相互增強的效果，造成一種全國的精神崩潰。那是終極的完美風暴，這場風暴的強度促成了文化與政治的急遽轉向。
對某些人而言，這一切都始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就是約翰．甘迺迪在達拉斯遭到槍殺那一天。甘迺迪代表了一九六○年代初期的國家樂觀精神，而他遭到刺殺乃是一項無意義的悲劇，深深打擊了美國的天真。不過，這只是一九六○年代撼動美國的一連串刺殺事件當中的第一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