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得知《余英時談話錄》已出版，余英便立即在網上訂購，時談收到書後立即閱讀。話錄這本書真好看，句摘以令我手不釋卷的短評程度來說，更勝《余英時回憶錄》；這大概是余英由於《余英時談話錄》除了敘事論人，還有更多談學問講道理的時談地方，令我覺得趣味更豐富。話錄
本來打算看完書後寫篇文章評論，句摘但終於打消念頭，短評因為這本書內容有點蕪雜，余英不容易寫條理分明的時談書評。然而，話錄書裏有不少句子或段落是句摘我有看法或感想的；最後決定將其中較突出的摘錄下來，逐一寫點評論或讀後感，短評不成文章，聊作記錄。
圖片由作者提供約翰 · 羅爾斯（John Rawls，1921-2002）[…] 的基本功夫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從康德的歷史慢慢發展出來。普通人去聽羅爾斯的課，是聽不懂的，只能聽到表面的東西。（頁23-24）
其實不只是羅爾斯，任何其他哲學名家的課，「普通人」也是「聽不懂的」，如果「普通人」指的是沒有較高程度哲學知識的人。羅爾斯講課的內容主要是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而「普通人」對政治和道德都擁有不少概念，所以聽羅爾斯的課「能聽到表面的東西」；換了是形上學、知識論、科學哲學或黑格爾哲學，「普通人」大概連「表面的東西」也聽不到了。
王浩 […] 在美國的老師蒯因（Willard V. O. Quine, 1908-2000）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分析哲學第一把手，前半葉是羅素。王浩在昆明西南聯大的時候已經把蒯因的著作讀得很熟了。（頁36）
王浩在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數學系，但蒯因的哲學著作在1940年代末才陸續發表，重要的哲學論文之中，最早的應該是1948年的〈On What There is〉，而極為有名和影響力巨大的〈Two Dogmas of Empiricism〉則發表於1951年；名著《Word and Object》更後，出版於1960年。其實，即使余英時那句「把蒯因的著作讀得很熟了」指的只是蒯因的邏輯學著作，我也很懷疑是否準確。蒯因的《Mathematical Logic》於1940年出版，他的一些邏輯學論文比這早幾年發表，但在抗戰期間的西南聯大不會迅速取得這些材料，以致王浩讀到。
我私下最喜歡看哲學的書，大陸的哲學與英美的哲學完全不同，這一部份我很少寫過，因為這不是我的本行，我沒有這個專門訓練。但這是我的背景，我在處理史學上的許多問題，不能沒有哲學上的東西。（頁37）
「[中國]大陸的哲學與英美的哲學完全不同」這個說法，三四十年前肯定是對的，但到今時今日恐怕已不適用：現在中國大陸不少哲學研究者的研究項目與研究方法都是英美式的，而由中國到英美讀哲學PhD的人，在知識的銜接上不見得有特別大的困難。
其他人文學科和一些社會科學學科的研究都需要一點「哲學上的東西」，不獨史學如此。
我不覺得中文就不能寫學術論文，只能用英文寫論文實際上是崇洋心理在作怪；寫成英文就不得了，中文就不算什麼。我要打破這個觀點。（頁44）
中文當然能寫學術論文，而且不限於中國哲學的東西——用中文寫西方哲學也可以寫得很好。問題是，中文的學術期刊在制度上仍然不及歐美的那麼嚴謹完備，這方面還須要急起直追。我這樣說並非崇洋。
真正懂歷史，要懂得具體的人，具體的事情，具體的結構。光是在書房裡念書，永遠看不到人性的深處。（頁61）
這個提醒，對讀哲學的人可能更加重要，因為哲學可以抽象得完全脫離現實，卻有可能同時令人覺得超然在上、俯瞰全世界，其實不過是armchair philosopher而已，有很多重要的具體細節都看不到。
我在哈佛大學已經待過，知道哈佛怎麼回事了，哈佛對我已經沒有什麼特別的吸引力。我已經不需要靠哈佛的名望來抬高自己了。（頁68）
這是很坦白的話。在哈佛大學待過，而且不但是讀書，還當教授，那身上的哈佛光環便明顯不過了；但光環與實際是兩回事，哈佛的實際環境，余英時知道是「怎麼回事」，不覺得一定要留在那裏。最後一句特別有意思，他一方面直接承認「哈佛的名望」有「抬高自己」的作用，另一方面則間接表示還是實力最重要——像他這樣有實力的人，「已經不需要靠哈佛的名望來抬高自己了」。
美國許多英文系出身的人後來都是研究中文，夏志清、李歐梵、王德威就是如此。搞英美文學在美國沒法教書，像夏志清學得那麼好，也沒有辦法教英美文學，寫完博士論文趕快看中國東西，非轉行不可。（頁78）
「沒有辦法」四字有點語焉不詳，但可以估計余英時指的是一種學術偏見在作祟：英美學術界不接受華人（或是所有非歐美人士？）教英美文學。我不知道這是否屬實，但相信余英時不是信口開河，他說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其實有些華人也認為歐美人士沒有能力真正了解中國傳統文學和哲學，這是同一類的偏見。
在現代文學史上，沈從文是不能忽視的，在小說一直占重要的位置。沈從文跟張愛玲不是一回事。（頁80）
我並非不喜歡張愛玲的作品，只是一向覺得她被一些人捧得太高了。「沈從文跟張愛玲不是一回事」這句話我同意，其實更好比較的是蕭紅和張愛玲，我會拾余英時牙慧說「蕭紅跟張愛玲不是一回事」；沈的《邊城》和蕭的《呼蘭河傳》都寫得很深刻，我在張的作品裏見不到這種深度。
後世看來，錢鍾書的成就不能跟陳寅恪比，他念書比陳寅恪多，那是真的，而且看得很細，可他沒有建構出任何東西來。（頁90）
余英時說的「不能跟陳寅恪比」，是指學術成就，而學術成就的大小取決於有多大的建樹；建樹，即創新而能啟發有關的研究。然而，如果「學問」指的只是知識量，也許錢的學問比陳的大。無論如何，余英時並沒有抹煞錢鍾書的學術貢獻，在這幾句後強調「錢鍾書寫的東西大有參考價值，尤其是他的《管錐編》是很好的參考書」。
普林斯頓臥虎藏龍，有些是我們根本不懂得領域，如果曉得的話，每一領域都有極了不起的人物。（頁112）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余英時在這幾句之前寫的是納殊（John Forbes Nash Jr.），即電影《A Beautiful Mind》描繪的那位博弈論天才數學家。余英時雖與納殊同在普林斯頓，但他到納殊拿諾貝爾獎後才知道有這位人物；可見學術聲望與名氣是多麼小圈子的事。
所謂臥虎藏龍，當然不只是普林斯頓，美國所有頂尖學府都是這樣。這令我記起楊牧散文〈柏克萊精神〉裏的這幾兩句：「隔桌那四位啃著三明治的糟老頭，個個都得過諾貝爾獎。」
教授的著作出版一定要在很高水準的地方，不是隨便出版，而且每一本出版的書，都是經過專家審核的，不通過就不會出版的，不管你有多大名氣，都不相干的。這種制度化是非常穩定的，大學出版社尤其是守得很嚴，這樣才能使研究傳統不斷。（頁125）
歐美的情況大致如此，但華語世界的學術出版就遠遠未達這樣的水平，尤其是缺乏嚴謹的評審機制。不過，即使在歐美，名氣大的教授出版著作還是比較容易的。
我覺得沒有真正的『國學熱』可言。真正的學是不能熱的。學要冷冷清清長期做，如果要帶一個『熱』，就可以不考慮了。（頁137）
余英時說的「學」，明顯指的是學術研究，那當然「要冷冷清清長期做」；可是，如果一般大眾對國學突然大感興趣，買書來讀、參加講座等等，那麼稱之為「國學熱」也無不可。其實，學術圈也是有熱潮的，例如某某題目或某某理論突然很多人研究，那就是一個「熱」；對於這種「熱」，學者須要特別警惕，不要只是為了跟風而去研究——熱潮過後，可能發覺浪費了不少時間，一場空。
現在中國的學者動不動就稱『國學大師』，還是精神空虛吧。這是最大的問題，學術界的人也是精神空虛，總要有一些東西填補，變成一個大師的話，當然就得到很大的滿足感了。[…] 現在的大師太多了，就是通貨膨脹，錢貶值了，什麼都是大師，就沒有意義了。人人都是大師，那誰是小師呢？（頁139）
崇拜或仰慕大師的人太多了，否則不會有那麼多「大師」。這是中國大陸「假大空」文化的一例，但已污染整個華語世界，不少知識人／文化人很隨便稱一些學者或作家「大師」，委實可悲。
[殷海光] 學術上也受到很大限制，同時思想上也談不上深刻，即使在當初看來也很膚淺。[...] 他並不是有很大的學問，只是有一股不屈不撓的精神。（頁173-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