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多明尼克．巴依尼（Dominique Païni）
抗拒電影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少數直接寫電影的電影一個文本有個具徵兆性的標題：「走出電影院」（En sortant du cinéma）……
巴特和電影之間的關係的確是既間接又矛盾的。然而，門造他對此一主題所作的形藝許多發言——訪談、為特定場合寫的術羅文章、授課——卻對電影影像理論產生強大影響。蘭巴
即使他抗拒電影，特為但他於1978年在瑟里西（Cerisy [1]）的何抗研討會中肯定地說，他在圖像方面的拒電戀物癖在於黑眼框及被照明的事物……在當場，他的電影許多仰慕者包括了電影愛好者，也包括我本人，門造皆立刻想到那麼此一戀物癖應用在第七藝術上實在太理想了！形藝
於是術羅，當我在研討會後來出版的蘭巴論文集中讀到，他堅定地指出他比較喜愛劇場更勝於電影，特為我秘密地覺得失望；他的何抗理由是演員身體在劇場中更會令人產生慾望也更接近。最後，給了我的期望致命一擊的，乃是巴特在《明室》（La Chambre Claire）書中確定地說他之所以喜愛攝影是因為「反對」電影……
他接受《電影筆記》早期的訪談中，有一個是1963年由希維特（Jacques Rivettes [2]）和德拉黑（Michel Delahaye [3]）所作的，在其中他自白很少進電影院，但也不省略理論性的謙遜，說明那只是「對我來說」，目的是在暗示說對他而言，電影是完全一種投射性的事物。不過， 對我來說，1966年他在《傳播》（Comminucations）期刊中出版的一個文本，推擠了影片詮釋的慣常作業。
這篇「敘事結構分析導論」將會刺穿電影評論的裝甲。同一年，在同份期刊中，朋贊尼（Panzani）品牌通心粉作為廣告研究的對象成為使得電影文本走上岐路（dévoyer）而不是加以摧毀（détruire）的藉口，而這是根據他在《薩德、傅利葉、羅耀拉》（Sade, Fourier, Loyola）一書裡所作的區分。
1980年2月，巴特在《攝影家》（Le Photographe）期刊出版的一份訪談中，以《明室》的出版作為契機，再次說：「我觀察到我和攝影有一個正面的關係〔…〕相對地，和電影之間的關係是困難和抗拒的（résistant）。」他為了使人理解此一抗拒所作的解釋之一乃是他賦與電影的一種原始錯誤：作為一種類比（analogique）現實的表達方式。
這是他在記號學和意識型態方面的一種持續的執念式堅持：巴特對於會黏著的、吸附的、粘手的事物，有一種來自倫理和美學的拒斥……由《神話學》到《戀人絮語》，都可以看到對於滑動者的正面評價。除了可以將之理解為愛美紳士式的優雅（élégance dandyste）之外，事實上這和寫實主義的問題有關：「在藝術上，我不是寫實主義擁護者」，他在《攝影家》訪談中點出這一點。
這是因為，巴特對於電影的催眠性質的另類選項如下：「我必須在故事之中（對和真實相似的信念（le vraisemblable））要求如此，但我也必須在他處（ailleurs）：一個稍微脫離現實的想像界，就像一位小心翼翼的、有意識的、有組織的，簡言之難變通的（difficile）戀物癖者，這便是我對影片的要求，也是我要去尋找它的情境。」
為了超越此矛盾，巴特以戀人的距離作為模範，這是一種雙重的迷戀，它有兩個側面，一是自戀的，來自電影虛構故事的鏡面反射式的特質，另一個是戀物的，以陰暗影廳作為其儀式性玩物——這兩個側面相對立又相回應：『為了產生距離，「由粘貼中脫離」，我用一個情境來使得一個「關係」變得複雜。』
巴特將如何評價錄像裝置藝術家的提案呢，他們今天正是以一個情境使得一項關係變得複雜，其方式是在美術館展牆上投映動態影像，並且不會捕捉觀者，後者仍是自由地組織其參觀動線？
在他和希維特與德拉黑所作的訪談中，巴特強調電影符徵的換喻性（métonymique）及貼近性特質，並且以此方式初步展開他對電影藝術主要的理論工作之一，而1970年出版於《電影筆記》中的「第三種意義」（le Troisième sens），以艾森斯坦《恐怖的伊凡》（Ivan le Terrible）（1944）數幀靜照作為分析對象，後來成為傳奇。
我對此文保留的記憶是詩意性質超過理論性質，並且為他準備後來攝影提供給他描寫另一個同樣有名的刺點（punctum）的機會。「第三種意義」震撼了一部分的電影愛好者，他們亟想更新影片的分析。實際上這的確是份基要的文本，它轉譯出我名之為巴特當時的「符徵的折磨」（tourment du signifiant）。換句話說，我覺得巴特嘗試在一個電影的鏡頭中抽離出某種只屬於形式的事物（鈍意（le sens obtus）），雖然在同一個鏡頭中，仍有一個重疊而朝向內容的事物（顯意（le sens obvie））。
這裡涉及的是一個意義的構造之處（le lieu de la significance）——今天我會將之稱為「可形象化性質」（figurabilité）——它排除重新落入（rechute）戲劇性劇情。對巴特而言，這樣的作業預設著他對影片施行一種暴力，停止它在物質面和故事進展面的開展，並在靜照不可回復的換喻中植入一個隱喻性的停頓卡槽（un crand’arrêt）， 一種影像暫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