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姆斯．戴森（James Dyson）
擴廠的．戴到新對這興建許可卻被打回票，但是發明非常法我們又急需趕快擴廠，解決方法很清楚：馬來西亞有很多閒置工廠，人生因為電子公司都往中國追逐更便宜的把企部遷不同製造了。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業總勞工都是技能強、有進取心、加坡界勤奮努力，會讓我們其實別無選擇，個世而且好處大到無法視而不見。．戴到新對這讓500位跟隨我們的發明非常法員工失業是很傷心的決定，但是人生從公司長遠的未來來看是正確的。當時戴森被困住了，把企部遷不同既沒有擴產空間也缺乏足夠的業總勞力，而且供應商遠在幾千英里之外。加坡界
遷廠之後戴森才有辦法大規模擴張（不僅在全世界，會讓在英國也是），要不是毅然決然遷到東南亞是不可能有這種規模的擴張的。現在我們在英國有4000名員工，比遷廠前還多很多，大部分是在馬姆斯伯里和赫拉文頓（Hullavington）工作的工程師。
沒有人比我更努力想解決問題，留在英國。一個合理的作法是買下我們周圍的土地蓋新廠，但是當我們提出克里斯．威爾金森的設計圖，打算蓋個沉入地下、從周圍鄉村放眼看不到的新廠，卻遭到當地利益團體攻擊，包括當地保守黨議員，對我們來說，這無疑是將了我們一軍。
如果英國想留下製造業，一定要開始改革建築法規才行。製造商只有在看得到未來的銷售才會投入資金興建昂貴的新廠房，而且還要快，他沒辦法花四年等建築許可下來、再花兩年等興建，他會轉頭去一個只要花四個月的國家，就像我們在亞洲的工廠那樣。
我忍不住會想：即使我們的財富是在現代摩登的廠房和實驗室創造的、即使克里斯的設計精緻優美，製造在英國還是被看不起，還是被視為粗俗骯髒。我們的設計提案所受到的待遇就是英國典型的案例：別蓋在我家後院。
新加坡對製造、貿易、工業的態度就完完全全不同，這個城市國家有三個投資科學與技術的大型主權基金，整個社會對此也給予讚揚。那裡是個令人興奮的地方，是世界貿易的樞紐和心臟，每年有大約10萬艘船隻穿越馬六甲海峽（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之間500英里長的狹窄水域，連接印度洋和太平洋），這支商業艦隊載運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貨物，而這個比例還會成長，因為亞洲充滿活力的經濟體還在持續成長。
1965年獨立的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是思維活躍、劍橋大學出身的律師，在他的領導下，新加坡快速崛起，成為一個非常成功的多種族菁英領導社會，在很多方面都是自由貿易經濟的典範。我們的電動車計畫要是繼續下去，就會在新加坡一個全新廠房組裝生產。從我們遷到新加坡至今，戴森在亞洲的據點大幅增加，現在連全球總部都設在那裡，還有園區和研發實驗室設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菲律賓。
新加坡1819年創建的時候是個自由貿易港，是精力充沛、周遊列國的爪哇前總督萊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代表東印度公司所創，當時島上人口大約1000人，但是由於地處戰略地理位置、有天然深港、有可靠的淡水供應、有船隻修繕所需的木材，還有萊佛士開明的領導，很快就證明是個適合貿易與居住的好地方，人口不到5年增加10倍，不到50年達到10萬人。
當然，英國後來在1942年把新加坡搞得一團糟，軍隊人數比日軍多的情況下還阻止不了日本殘暴入侵。我父親當年也是英軍，他們就有辦法在緬甸擊退日軍，而戰略位置很重要的新加坡卻一直在日軍手中，直到1945年9月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落下幾個星期後。我想，就算是眼光過人的萊佛士或甚至勤奮刻苦的日本人，應該都想像不到新加坡在20世紀後半會如此繁榮。
撇開空廠房不談，我們在新加坡碰到的人都是雄心勃勃、想製造東西、想壯大自己的公司，他們的創業精神無能人出其右。我們把生產搬到東南亞的優勢是，所有供應商都在我們附近，在我們當地，這點從物流的角度來看很重要，從改良品質、帶動創新的角度也很重要。當供應商可以跟你一起坐下來，不再是遠在一萬英里外不同時區，你要產出好品質、開創性技術就容易多了。
我們很快就找到非常配合的供應商，非常努力協助我們。我們並不像英國地方媒體或全國媒體所說是為了廉價勞力才外移東南亞，我們如果真這麼想，就會加入當時前進中國的熱潮，我們是被迫出走的，被缺乏彈性的勞力市場、被工廠租約至少21年的規定、被建築許可和蓋新廠耗時冗長的問題給逼走的，這些問題讓我們在英國舉步維艱。
我們只剩一家供應商在英國，做軟管的，其他供應商都在亞洲，等到我們的產量達到某個程度的時候，那個英國軟管廠商就不想合作了，他如果要繼續做就得僱用更多勞工、蓋新廠，而這兩件事他都不想做，我不會把責任全怪在他頭上，因為21年的工廠租約以及不能靈活運用勞力的風險太大。因為這件事，我們後來在馬來西亞找到一個替代供應商。
我們需要的是熟練的勞工，新加坡在這方面很出色。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我們能很快速就做出東西，而且達到很高的品質，我們也能聘請到優秀、當地培育的工程師。工程在這個地區是受到歡迎、受到稱許的，所以去那裡生產、去跟當地對自己的工作充滿熱情的人建立真正的夥伴關係，是很叫人興奮的事。我們在那裡也遇到政治人物本身就是有製造知識的實業家，所以對我們所做的事比較有同理心，比起他們遠在英國的絕大多數同行，後者對工業毫無經驗，對製造也不怎麼感興趣，甚至是毫無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