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秀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副教授）
鄉土的小說序鄉性別前衛之聲：凌煙筆下的（女）同志／跨性別文學經典
欣聞絕版許久的凌煙經典三書要重新上市，作為和凌煙以書相識、失聲以茶相會，畫眉以論文相知相惜，推薦土的同志還去過她家大宅院叨擾過數回合的前衛我，不禁為她、凌煙更為台灣的筆下文學界，尤其是／跨同志文學領域感到高興。
多年來上課，文學我總會提到凌煙的經典第一本、也是小說序鄉性別全台灣第一部百萬小說獎作品《失聲畫眉》（一九九○）；也總會想起比《失聲畫眉》還早出版的同志經典《孽子》（一九八三），至今仍被不斷閱讀傳頌著，失聲但《失聲畫眉》卻已幾乎被遺忘。畫眉邱貴芬教授曾獨具慧眼的推薦土的同志指出《失聲畫眉》挑戰了許多禁忌，在看似最傳統的前衛戲班中，置入了反抗父權異性戀意識形態的女同情慾，以女性觀點對當代的國族、鄉土論述提出批判 ，卻也因為諸多原因而受到壓抑。
所謂經典、典律的形成，無非是由代代相傳的文學史、評論、教學所建構，而在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 將《失聲畫眉》寫入文學史之前，我認為凌煙的三本同志／跨性別重要著作，無疑是被低估了。藉由文學史的書寫，加上這三本書的重新出版，我們得以重新檢視凌煙寫作的重要性與時代意義，與被遺忘的歷史記憶與本土酷兒身影。
目前的台灣同志論述大多以解嚴作為分界，我認為台灣雖在一九八七年解嚴，但當時社會上對於同志並不友善，甚至是相當恐同、也避諱談「性」的，許多「恐同」、「忌性」的事情在二十世紀前後層出不窮；二○一八年同志公投的挫敗，都在在證明了台灣雖然有進步，卻非想像中的友善，其實到處都可能藏有歧視。而凌煙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打破歧視之門，為了同志／跨性別發聲，帶我們看到黑暗裡的掙扎與光亮，試圖刻畫鄉土底層人物與同志、跨性別的身影，讓我們看到他們的愛與掙扎。
凌煙的《失聲畫眉》是台灣第一部鄉土女同志小說，描寫沒落的歌仔戲班文化，以及戲班中的女同志戀情。這本書當年曾熱賣好幾版、數十刷，一九九二年更被江浪導演改編為同名電影上映。 但不論原著或電影，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出現時，一方面引發不少爭議，另一方面卻也在多年後幾乎被遺忘，頗有生不逢時之嘆。我認為這種多重失聲的困境不只跟作品中的同志有關，更與女性處境、台灣鄉土的沒落與台灣的國際處境、地緣政治相關。換言之，鄉土女同志在性別、性傾向、地域、階級上的多重弱勢處境，與台灣的鄉土、國族、國際政治交織，構成了《失聲畫眉》這部作品在一九九○年代的命運。
若我們重新檢視《失聲畫眉》的小說與電影，其中蘊含了可貴的鄉土酷兒精神與對家國的批判。 在《失聲畫眉》之前，並非沒有女同志小說，但其刻畫女同志的愛慾方式多較為含蓄，而《失聲畫眉》種種不含蓄的女女情慾書寫方式，引發了本土社會極大的恐慌，那是在台灣同運蓬勃發展之前，也是在《鱷魚手記》（一九九四）之前、在陳雪的《惡女書》（一九九五）發表之前。《失聲畫眉》以寫實手法、前衛的精神，揭開台灣社會與戲班文化當時還無法言說的秘密，表現了女同志的性主體、能動性，破除女同性戀「有愛無性」等去性化的迷思，同時也批判了主流社會所崇尚的陽具中心主義。
《失聲畫眉》如此凸顯鄉土女同志的存在，一方面挑動了主流社會敏感的神經，另一方面也牽動了本土人士對於台灣鄉土／國族的隱形焦慮—亦即「逝去的鄉土」與「消失的國家」之雙重焦慮。歌仔戲文化雖不如過去的黃金時代，但在台灣意識興起、本土化的過程中，取得代表台灣文化的象徵地位。因而「歌仔戲─鄉土─台灣國族」變成了一連串「想像共同體」的修辭與連結。
只是在當時的思維中，同志並不被包括在這個「想像共同體」之中，因此，《失聲畫眉》（女）同志的再現，就變成鄉土式微、台灣國族焦慮下的代罪羔羊，引發「『本土性』政治」與「本土『性政治』」的交鋒。而在這樣的脈絡中，鄉土底層女同志也當年雖試圖發聲／現身，卻也被再次壓抑而失聲、被遺忘。因而重新挖掘《失聲畫眉》中的鄉土女同志如何被抹除的形跡結構是重要的，此次玉山社能重新出版凌煙著作的魄力，讓我們能夠重新審視這段歷史，還給這部早期女同志作品一個應有的定位，並讓它與更多讀者相遇、參與，再創新的文化花火。
而凌煙榮獲二○○七年打狗文學獎長篇小說首獎的《竹雞與阿秋》與隔年出版的《扮裝畫眉》誕生於台灣同志平權運動已如火如荼之際，但這兩本小說以戲台上和生活中的扮裝介入鄉土敘事，不僅延續了《失聲畫眉》的寫作風格，在鄉土文學中獨樹一格，亦迥異於以都會場景所開展的酷兒小說，提供了不同的南部觀點與底層觀照。
《竹雞與阿秋》以扮裝來展演從性別到情欲的流動，並演繹出另類的「男性啟蒙」。而兩部小說都經由戲班演出的生活形態、及異鄉人對家／鄉的追憶和現下生活的互動與省思，小說置疑了「戲班／旅館／家／鄉」相互間的定義，也打破了城／鄉、海／陸、進步／落後等空間上和時間上的二元對立，時空界線的突破和性別情欲的流動相互呼應，開展鄉土想像更多元豐富的可能性。
而在肯定鄉土酷兒的多樣性與異質性之際，凌煙小說並未浪漫化同志、跨性別底層人物的越界行動，而是正視他們在現實條件與物質基礎上的差異和困境，其對鄉土酷兒的深層挖掘，同時拓展了鄉土小說與酷兒文學的新視野，值得新時代的讀者細細咀嚼其性別與階級的反思，以及人物間深厚的情意／情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