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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教授的論語課》:用「治天下」的觀念,其實是看「小」了《論語》

文:周志文

《論語》這部書

(前略)

三、台大天下《論語》的教授真偽問題

所有古書,都幾乎有真偽的論的觀問題,《論語》也不例外。語課用治語前面說過《論語》不是小論成於一時一人之手,所以以體例而言是台大天下很混亂的。古代沒有錄音設備,教授老師說的論的觀一句話,幾個弟子記下來,語課用治語便可能有不同的小論內容,何況有時受書寫工具的台大天下限制,不見得能隨聽隨記,教授有些事放在腦中,論的觀過了許久之後才有機會記錄下來,語課用治語這樣的小論記錄當然容易發生錯誤,錯誤有大有小,小的只是語氣把握得不準確,大的則可能根本乖離了原意。就以明代大思想家王陽明的《傳習錄》來說,全書分三卷,第一卷的部分是陽明初設教時弟子徐愛等所記,當然最為可信,最後一卷則為陽明死後由弟子黃省曾等所記,其中就有些不清不楚的事,有的已明顯失了真相了,這是劉宗周、黃宗羲都懷疑過的。

古人書寫記錄的方式十分不方便,在唐朝之前,中國所有的書本都是靠手抄的方式流傳,稱為「寫本」。唐朝已有小規模的印刷術了,但只用在翻印局部佛經上面,還沒有用在一般書籍方面。孔子的時代,一般書寫是用毛筆沾著顏料寫在削好的竹片上,當時稱削好供書寫的竹片為「簡」。將簡片用熟牛皮制的繩子(韋)串在一塊兒,就成了「冊」,就是古文的冊,像竹片相聯成冊之形。這種書製作起來很費事,讀起來也不方便,讀時須不斷翻弄冊頁,常會把串書的繩子弄斷,繩子斷了,冊頁不相聯,就成了「錯簡」「亂簡」了。

古人又不像我們現代人一樣會編頁碼,簡一錯了,往往十分麻煩,《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晚而喜《易》,「韋編三絕」,就是指這類的事,幸虧在孔子的時代,《易》還都是簡單的卦、爻辭,竹簡亂了也還可閱讀。在竹簡流行的初期,往往要求所記錄的事情極簡,記錄下來的事要自成段落,最好以不超過一片竹簡為原則,這樣錯簡了也不會造成混亂,我們看《論語》裡面,多數是很簡短的句子,譬如: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篇1.3)

「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篇7.20)

子曰:「有教無類。」(《衛靈公》篇15.38)

大約到了戰國之後,古人發現把文字寫在絹帛上也許更為方便。絹帛比竹簡貴了許多,但在絹帛上寫字,可以寫比較長篇的東西,古人把寫在絹帛上的文字稱作「帛書」,當帛書流行之後,文章才比較能夠「開闔宏肆」了。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從《論語》長與短的記錄,大致判斷《論語》諸章所寫成的年代。譬如《論語》裡面最長的一章是《先進》篇11.25,全章有415字,還有《季氏》篇16.1,全章有274字,後代有很多人懷疑兩章是否為《論語》之「真」。

姑不論在前章中孔子稱讚有道家思想的曾晳是否合理、後章季氏伐顓臾的事是否可信,單從字數上言,這兩章已與《論語》裡面絕大多數簡單的敘述方式大異其趣。如果從「直接」與「間接」的角度來判定證據,前面所舉的簡短文字應該更「直接」的出於早期弟子之手,而後面兩章至少是較晚期的記錄,用以考證哪一個更接近孔子的本意,自然很容易看出來。

其次,從《論語》中對孔子的稱呼,也可以看出先後來。《論語》共有二十篇,前面大部分的篇章記錄孔子的話用的都是「子曰」,而《季氏》篇後,就很多「孔子曰」出現了,子曰是指「老師說」,孔子曰是指「孔老師說」,兩者所指的人都是孔子,但稱呼的些許不同,是可以看出文字早晚的。

在早期,只有孔子是老師,學生之間說老師,便都知道指的是孔子,後來孔子過世了,孔門的弟子很多也從事教育,都有了自己的學生,再說老師,就有人不知道是指何人了,所以就加姓於其前稱「孔子曰」,以與「曾子曰」、「有子曰」作區別,所以可以確定的是,《論語》中如寫作「孔子曰」的,應該是較晚的記錄。

前面說在孔子還在世的時候,因受書寫工具的影響,文字要求簡練,孔子自己就說過:「辭達而已矣。」(《衛靈公》篇15.40)意即文辭只要能達意就好,無須大事鋪張,也無須拐彎抹角。我們比較下面兩章: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篇2.17)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陽貨》篇17.8)

這兩章都是記孔子跟他的弟子仲由(子路)所說的話,《為政》篇2.17章是告訴子路面對知識的態度,要知道就說知道、不知道就說不知道,只有抱有這種求真的態度,才能真正求知。《陽貨》篇17.8章同樣是告訴子路好學深思的重要,舉出「六言六蔽」以做說明。

兩章最大的不同是一個直接,一個間接,以文章而言,一個只求辭達,一個有意製造波瀾,《陽貨》篇17.8章一開始孔子就問子路聽過「六言六蔽」嗎,假如子路說:「聽過了。」那孔子就無以為繼了,這章豈不成了個如梁啟超所說的「悶葫蘆」了嗎?同樣在《陽貨》篇17.6有段記弟子子張問仁的事: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假如子張在聽孔子說「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之後不再追問,孔子就無須繼續解釋,我們後人對孔子所說的「五者」就完全不瞭解了。我們不禁要問,孔子當年為何不直接說「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就好了,何須在這前面戴一頂「五者」的帽子呢?

《論語》在後面的幾篇中,像這樣戴帽子的事情屢屢出現,譬如「古者民有三疾」(《陽貨》篇17.16),「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益者三樂,損者三樂」「侍于君子有三」「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畏」(皆《季氏》篇)。這樣的記錄方式,在《論語》前半部幾乎看不見。

孔子與弟子言志,就直接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篇5.25),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又說:「剛毅木訥,近仁「(《子路》篇13.27)不管有幾個項目,開口就直接說完,讓人覺得天朗氣清又語出自然,反觀那些戴了「帽子」的,就顯得有點吞吞吐吐的不夠明白暢快了。都是孔子的話,記錄下來卻有不同,我們可以藉這些文筆上的差異,大體判斷書中諸章的寫成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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