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綺儀
今年金馬影展於11月27日落幕，金馬你所欣賞的電影團隊及作品是否有獲獎呢？辣台妹這次要帶你回顧今年金馬電影學院名單公佈後全員生理男引發的討論：究竟藝術與政治是否能夠分開？又怎麼看多元性與內容好壞、個人能力與機會平等之間的學院性別關係？
藝術歸上帝，政治歸凱薩，比風波藝有可能？[1]
今年金馬電影學院名單一公布，術歸上帝薩全員生理男引起關注。政治金馬學院以培養華語電影產業後浪為目標，歸凱邀請華語區優秀電影人擔任指導老師，金馬把具有創作潛力的電影年輕編劇、導演及攝影師集結在台灣，學院性別進行一個月的比風波藝集體創作，至今已十三年。術歸上帝薩[2]
卓庭伍導演率先發文，政治整理了近十年學員的歸凱生理性別比，並引用朋友說法：「老實說那不就是金馬所謂的男孩俱樂部嗎？平時他們都在互相幫忙建立關係，女性無法加入他們的網絡，等到要做什麼事時，女性自然就被排除在外......（下略）」[3]。
該文不意外引來「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或「女權自助餐」的相關評論。也和類似的女性內閣比例之爭相同，引發「個人能力vs機會不均等」的論戰，再延燒到「內容好壞vs多元性」的戰場。
先繞到最前面：為何電影圈需要多元性別價值？電影是一種論述的方式，一種觀看世界的角度，電影產製過程的人權價值（國族、族群、性別、階級等等）體現這個社會這個時代的價值觀縮影。班雅明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指出，法西斯主義發動戰爭的方式是「政治藝術化」，那民主的回應是：讓藝術政治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幕僚建議他消減文化預算，以應付戰爭需求。邱吉爾回答：『這樣的話，我們為什麼要還要打仗？』」[4]
藝術和政治都關乎各式各樣的人們怎麼共同生活，圍繞在文化、差異、資源分配，有著不可化約的多元性與共生性。因此，與其主張「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然後劃界不能，不如坦然接受藝術與政治的必然交融。
生理性別有代表性嗎？那只是第一題
影評人陳宏瑋（波昂刺刺）分析，金馬獎的定位，濃縮而言是「華語電影的殿堂」，因此首要重視「國籍」面向，從名單可看出提攜香港、澳門、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華語導演的考量，當然考量順序值得商榷，「大學畢業製作有這麼多女導演，到金穗、到金馬為何銳減這麼多，這不是單視角能說明清楚的僵局。」[5] 以上考量都顯現電影內建的政治性：多元價值、資源分配。
接著金馬影展粉專發出「會加強注重多樣性與平衡，持續不斷調整與修正」的聲明[6]。而本屆導師黃綺琳導演發文分享，平常合作對象中導演、製片、劇組的生理女比例相當高，然而金馬學院「女性報名者（特別是台灣），人數非常非常少」、「我不知道業內跟學院這兩個完全不同的觀察代表什麼。」[7]。由此合理推測，金馬學院有某程度的篩選功能？或者電影圈存在「分流」現象？
網友Hsintung Lo的留言提供了切入點：「我想是因為《金都》之後，大家會覺得您是適合做女性議題的人，所以很多對性別議題有想法的人，特別是女性，都希望有機會和導演合作。但看金馬學院的報名狀況，就可以大概知道整個產業不是您以為的那樣。」
電影產製的「男流知識」（male-stream knowledge）體現在男性中心的敘事、題材、人際網絡，這些網絡日日夜夜形塑專業圈子的權力結構，當權力結構圍繞特定群體打轉，其他群體便招致資源、話語權的邊緣化。藉此我們可以理解金馬學院的報名狀況、卓庭伍導演的匿名友人評論（前述[3]引文處），甚至，為何常見順異男導演對女性演員、劇組人員的權勢性暴力。
必須強調的是，性別壓迫不是男性對女性，是陽剛中心的知識生產結構影響著每個人的行動或不行動、能怎麼行動。聚焦在「生理性別」只是最粗淺的檢視，生理性別有代表性嗎？值得商榷。然而當順性別生理女擔任導演、參政都不保證能具備性別觀點了，更何況是女性主體直接缺席的狀態。
具族群意識的漢人可能是原住民族運動的盟軍，具性別意識的各族群當然可以是性別運動的夥伴。這些夥伴在台灣電影圈的突圍，能從女性影展、酷兒影展拼湊版圖。
男流知識的排除，女性影展的突圍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以下簡稱女影）至今走過28個年頭，是國內指標性的性別影展，透過選片、題材、主軸、創作者不斷定義何謂「女性」，從異性戀女性到LGBTQ+，從華人到歐美到穆斯林女性，從導演到題材......持續探索跨國跨議題結盟的可能。女影的存在讓我們知道，即使在男流知識中心、相對封閉的專業圈子，我們仍有突圍破口。
女性電影創作者，無論是「被排除」或者「主動避開」金馬學院的殿堂，都證成電影圈男流知識的狀態，而我們能做的就是直視現狀、拆解成因，不急著盲找速解。權力可以生產「知識」，既有知識體系慣性抹去、貶低陰性經驗 的常態，不是因單一事件（如2021金馬電影學院事件）而存在，但討論個別事件可以成為意識的起點。
「個人能力」或「機會不均等」？不是選擇題是申論題
金馬學院引發的「多元性」爭論早已是長久以來的論戰焦點，例如出現跨性別及非二元角色的作品中，總不乏角色僅有迎合政治正確作用的批評，多元性與內容的好壞時常被看作是對立的。[8]
其實，程序正義是抵達實體正義必經之路，機會均等也並非忽視個人能力優劣的一廂情願。當表面形式的多元都沒有，我們根本不夠格、缺乏立足點去辯證多元的內容何謂「好」、如何可以「更好」，因為判斷能力的標準本身就有所偏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