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鈺欣
此前三篇在《關鍵評論網》的台灣同志文章，主要環繞在台灣五年級同學的文學女同志經典文本，分別討論邱妙津《蒙馬特遺書》、史該史學賴香吟《其後》、麼書張娟芬《愛的寫轉向西自由式》以及柯裕棻描寫思覺失調的〈一個作家死了〉。用「五年級」來分世代，借方法浮上我腦海的用東關鍵字是：解嚴、學運、尼賈總統直選、台灣同志台灣本土化三十年……；作為一個六年級生，文學我探觸更多的史該史學是九○年代文學獎得主、作家光環、麼書同志文學傳統。寫轉向西
文學，借方法是用東九○年代台灣同志最早璀璨成熟，坦然無懼、挺身而出的範疇。這或許也是為什麼時序轉入二○○○年，大眾文化媒體中，大量出現了同志身影的影像化；同時間，在學院內的研究，隱約鼓動著對同志文學史的渴求。人人都想聽故事，但我們要接著問：故事被賦予的意義是甚麼？我將透過五年級同志研究學者朱偉誠對同志文學史的討論，提出對於同志文學史的史學方法論反思。
文學史抑或史論？
二○○五年，同志研究學者朱偉誠率先編選《台灣同志小說選》，由二魚文化出版，並以「另類經典」為序，為台灣同志文學（小說）寫下史論。論述何謂「同志文學」、「台灣同志文學」的起源與範疇。值得一提的是，「同志」一詞雖然是九○年代的發明，但朱偉誠認為同志文學不必侷限於此，而是從同志觀點能發生意義的文本，都該包括。
任何文學分類範疇，嚴格來說，其實皆是事後發明的回溯應用，其歷史準確度固然必須注意，但更重要的毋寧是讓過去的文本在現下具有相關性的理解框架中發揮意義。
朱偉誠認為任何文學分類範疇，皆是事後發明；這也讓我們作為文學史的讀者，較能理解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承繼他的這個說法。二○一○年，國立台灣文學館啟動「台灣文學史長編」計畫，由國家文學的角度推動文學史撰寫，國家文學首度吸納同志，作為台灣打造集體身分認同的族群。
同志研究學者紀大偉撰寫《正面與背影：台灣同志文學簡史》（2010）。二○一七年，紀大偉擴寫刪改了此前著作，於是厚達五百頁餘的《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問世。此書問世以來，有三個面向是本文要討論的：一、同志文學史被看待成一種弱勢族群的文學史，及其引發的論爭。二、同志文學史該如何撰寫，其方法論上的討論。三、同志文學史及學院建制，其內在反思。
《台灣新文學史》作者陳芳明以〈看待台灣文學史的另一個方法〉為同志文學史寫序。他借用傅柯的複數歷史觀點，認為歷史充滿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念，回顧反省自己受過的史學教育單一、粗暴，直陳這種歷史是男性史，是異性戀史，是漢人史。凡是沒有被寫進歷史紀錄的性別、族群、階級，從此就從歷史地平線消失。時值婚姻平權爭議之際，陳芳明感性地邀請讀者，捧讀此書，弭平煙硝。將同志等同為弱勢，是同志族群訴諸平權、爭取權益的過程。
同志研究學者朱偉誠亦曾採取此觀點，評審推薦紀大偉的《同志文學史》獲得2017年Openbook好書獎。但若細究其文學史撰寫體例、方法，站在同志文學研究者的立場，朱偉誠另起新文評論，指出《同志文學史》的謬誤，可謂學者朱偉誠反駁評審朱偉誠。
朱偉誠指出紀大偉以「文學史」名之，但就其內容卻傾向於「文學史論」，不符合一般對於「文學史」的期望。何謂文學史？何謂史論？朱偉誠不厭其煩，其論證最主要之處，在於文學史有其內建的要求與限制，要選擇經典且受到典律化肯定的作品；而難以摘錄表彰的文學，則受此限制；因此他建議紀大偉應以「史論」來兼顧寫史與深入分析。所謂史論，按史學研究者黃俊傑所下的定義，它首先是中國史學的文類範疇：史家常在歷史敘述之後撰寫史論，以提煉歷史教訓或道德命題。如《左傳》的「君子曰」、《史記》的「太史公曰」……在中國史學中自成傳統。那麼文學史呢？
台灣同志文學的歷史，該怎麼寫，是本文聚焦討論的重點。它是故事被賦予的意義，它是同志發展的進程。但是朱偉誠所指陳的中國史論，往往被賦予了儒家的歷史教訓或道德命題；而中國文學史，論其敘事方法，即源、體、流，變，則又回到陳芳明所批判的單一、連續、本質史觀。雖不致於想要超英趕美、救亡圖存，但我在此要轉向西方史學，借用另一個史學方法的參照座標，來思考台灣同志文學史。
東尼・賈德（1948-2010）的扛鼎之作《戰後歐洲六十年1945-2005》，自二戰以降橫跨六十年，汗牛充棟，不容贅述。賈德晚年與後輩歷史學家提摩希・史奈德的對話錄《想想20世紀》，又能從其自身猶太身分出發，幅散出談離散的猶太族裔與歐洲歷史，乃至在家庭中所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歐洲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傳布等等，能近取譬，又知無不談，言無不盡。
也因此，史奈德稱《想想20世紀》為賈德的思想傳記，是一部歐洲和美國的現代政治思想史，在他心目中，「能夠以如此寬廣的視野幅度寫出各式思想之間千絲萬縷的奧妙關係，東尼．賈德是不二人選」。這或許就是非學院的一般讀者，暢讀史學著作時也能感到淋漓的痛快。賈德堪稱當代「公共知識份子」。
東尼・賈德罹患漸凍人症，臨終之際寫作《山屋憶往》，透過十歲男孩東尼眼中所見：二戰後英國倫敦都市生活的回憶。戰爭結束，英國經濟百廢待舉，食物均仰賴配給。配給制度是如此造表操課、深入生活，甚至成為了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由於來自如此刻苦的環境，母親甚至在配給結束後，還哄騙他糖果仍然配給。關於英國食物、鐵道、綠線巴士，種種賈德入木三分的描述，引發我做為台中都會小孩的童年憶往，好不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