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傑森．史丹利（Jason Stanley）
史丹佛大學社會學教授愛德華・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在一九〇一年的修辭系為想機著作《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中，細細論證了教育體系為什麼是陷的理菁英族群控制社會的理想機制。他認為「菁英，阱教菁英或那些思想與天賦出眾的育體人，本來就該領導社會」，什麼社會而且在「人口密集、族群制出現利益衝突、控制各方又必須在困難的修辭系為想機問題上妥協的時候，不追隨高人的陷的理領導實在既愚蠢又危險」。菁英族群必須「把願望、阱教菁英品味、育體道德意見廣傳給大眾」。什麼社會
羅斯在書中用好幾章的族群制篇幅，列出幾項菁英族群可以在民主社會中控制大眾的控制機制。該書第十四章討論的修辭系為想機是教育，指出「用教育體系來建立社會秩序，是歷史悠久的有用方案」。他認為「先把兒童還沒定型的思維固定下來，之後就可能以此打造出巨大結構、產生實際影響」。對他而言，教育是「改變馬具，馴服小馬」的方法，而最有效的社會控制方法，就是「用某個巨大的社會機構，讓每位兒童免費上學」。
羅斯這本書是在講菁英如何透過控制社會規範來統治社會，而主要的控制機制就是教育。在整個二十世紀，自由民主國家中都一直有人持這種看法。無論大家如何說菁英不該把自己的意識形態灌輸給弱勢團體，那些在自由民主國家中自認為菁英的人都顯然不這麼認為。羅斯的教育理論在當時絕非小眾，而且對美國教育政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九〇九年，日後成為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的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對美國高中教師協會（High School Teachers Association）的演講〈通識教育的意義〉（The Meaning of Liberal Education）中，討論了教育的目的。我們可以從中看出羅斯與當時其他像他這樣的人的看法，留下了什麼影響：
回頭想想就知道，我們其實想在現代社會中做兩種不同的事。我們希望社會中的某個階級接受通識教育，並希望另一個人數必然多出很多的階級放棄接受通識教育的權利，乖乖地去做那些困難的體力勞動。
羅斯與威爾森之所以把美國社會分成菁英與其追隨者，就是因為他們相信理論思考與實作技巧是兩種不同的能力。但正如之前所見，這種區分並沒有自然科學基礎。「通識教育」（liberal education，字面上即自由的教育）在概念上就預設了只有一小部分的美國人適合做理論思考，大部分則適合學習實用技能。威爾森就寫道：
技職教育是什麼？就是讓那些一點也不傑出的人專注地做構成生活的一小部分之事。就是不要給他們大原則，而是要他們以訓練有素的眼睛完美地操作肌肉，利用對於特定物理關係與複雜機械關係的了解，完成某些精巧、困難的體力勞動。就是要在學校裡嚴格訓練學徒，讓他們熟練特定的工作流程。美國產業的弱勢之一，就是沒有培養出這樣的人，因為我們把標準訂得太高了，希望讓他們額外學會其他東西，結果卻兩邊都搞砸。他們既沒有學好通識能力，也沒變成能帶來幫助的專家。
這不是說我們不該對他們抱有期待，而是無論我們多麼期望都注定失望。用教育經費去教那些明知不可能成功的東西，絕對是不愛國的。大多數人都得去當挑水工或樵夫。世界上千篇一律的工作永遠都做不完，如果國家沒有一大批訓練有素的技工去把這些工作做好，國家就會在現代文明的競賽中落於人後。美國在教導人們製造東西的時候想得不夠周密。我們有很多原料，卻沒有好好教人怎麼把原料變成產品。我們好高騖遠，什麼都想做，結果全都沒做好。
威爾森對「通識教育」的看法，就屬於羅斯在《社會控制》中明確主張的「用教育來控制社會」。這種觀念奠基的意識形態就是菁英比較優越，譬如白人菁英比其他人優越。正如前文所說，美國那些反對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會根據腦袋活與體力活之間的天生差異來幫自己的做法辯護，但這種差異其實並不為真。他們相信只有少數人可以明智地進行決策，其他人都只能學習實作技能，並且必須學同一套觀點的美國歷史。
愛德華・羅斯有個學生叫大衛・史奈登（David Snedden）。史丹佛大學教授大衛・拉伯里（David Labaree）在一篇論文裡，整理了史奈登對二十世紀美國教育政策的巨大影響，並認為史奈登與史丹佛之間「最重要的聯繫」就是羅斯。史奈登在一九〇〇年對史丹佛校友的演講中，就點出了應該用教育來控制社會、增進效率，而這後來變成了美國大眾教育的指導原則。下述兩段都是拉伯里在論文中引述的說法：
我特別在意的是教育對社會地位的影響，因為即使訓練領導人的工作大部分都是由大學來負責，我們依然需要重視那些在隊伍中聽命行事，而非領導的人。
當代文明的特質給了我們最有力的理由，去要求公立學校不能只教導文化裡最經典的部分，而是應該加強訓練實用的技能，去因應世界中各式各樣的工作，提高每個人的工作效率。
史奈登對教育的願景清楚地呈現在威爾森一九〇九年的演講之中。他們把社會上的人分成不同的類別，最基本的分類就是少數人是菁英領袖，大多數人都是追隨者。菁英能夠根據理論知識，做出聰明、有創意的決策。剩下的大量追隨者則學習史奈登心目中不太需要用腦的實作技能。這場演講讓史奈登立刻成為教育改革界的名嘴。
當時，有很多人都認同史奈登這種把教育當成提高社會效率、控制社會的工具的看法。愛荷華大學的教育學名教授歐文・金（Irving King）在一九一三年出版了《為了提高社會效率的教育》（Education for Social Efficiency）。他在第一章〈教育的社會起源與功能〉的其中一節「學校是一種社會分工」中提到，「我們可以把正規教育機構的發展⋯⋯視為社會從原始發展到文明的過程中所需的其中一種勞動分工。在整個社會不斷向前進步的複雜過程中，學校這種機構以及教師這種職業，都必然越來越多」。
歐文・金不認為教育是「把成人社會的經驗盡量傳授給每個孩子」的方法，反倒強調「總是想著要訓練、管教孩子」才是所謂的教育。他樂觀地說：「我們才剛剛開始了解教育的潛力。教育能做的比目前能做的更多，而且可以用科學的方法來提高孩子的效率。」他反對「老派的個人主義教育觀」，認為那是過時的前工業社會遺物。
歐文・金提倡的是一種新的教育模式，它的基礎來自喬爾・斯普林（Joel Spring）所說的「社會化的課堂教學」。他認為「社會在組織成集團時效率最高」。但他的老師杜威並不同意。斯普林對杜威與歐文・金的觀點差異的簡述如下：
在美國學校逐漸採用社會化教育之時，人們也繼續把它當成一種向未來的美國公民灌輸團結與社群意識的方法。但杜威在著作中對社會整合（social unity）的看法，與後人的其他論述有一項重大差異。杜威想用社會活動來取代呆版的教學氣氛，讓學生在彼此了解之後，能夠團結起來。但日後那些討論如何建立組織，以及如何在教室中創造合作精神的方法，則是想用集體社會壓力來製造團結。後者注定會讓個人在群體中失去自己的身分。
杜威是個審議民主派。他認為社會化的課堂教學，是為了讓學生獲得民主、平等尊重、共同決策的文化。歐文・金想要的，則是讓人服從權威，讓整體去支配部分。前者想要一種典型的民主，後者則想建立柏拉圖的理想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