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威廉‧金瑟（William Zinsser）
我聽過最悲哀的非虛一句話，就是構寫「真希望我問過我母親那件事」。或是作指自己族史作父親，或是南寫祖父，或是家當個祖母。每位為人父母者都知道，時千孩子不會跟我們一樣迷戀我們自以為繽紛的萬別一生；只有等到他們有了自己的孩子—開始感受到自己也年華老去的痛楚—才會突然想要更進一步了解他們的家庭傳承和家族中所有的軼事與傳說。
「我老爸以前常說當年來美國的非虛事情，那究竟是構寫什麼樣的故事？」「我母親小時候在中西部長大的那個農場，到底是作指自己族史作在哪裡啊？」
作家是記憶的守護者。這就是南寫這一章的主題：如何替你的生命和生養你的家庭留下某種紀錄。這樣的家當個紀錄可以有許多種形式。
可以是時千正式的回憶錄—審慎的文學建構；或者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家族史，寫來告訴你的萬別兒孫，讓他們更了解生養他們的非虛家庭；也可以是口述歷史，以錄音機錄下因為年紀太大或是體弱多病而無法親自動筆的父母或祖父母的話，再抄錄成文字；又或者可以是任何你想要的形式：某種融合了歷史與回憶的綜合體。
不管是什麼形式，都是一種珍貴的寫作。記憶常常跟著主人一起死亡，而時間也經常不夠用，讓我們措手不及。
我父親是個生意人，從來不曾自詡有任何文學細胞，卻在晚年寫了兩本家族史。對一位沒有什麼自娛天分的人來說，這是最完美的工作了。
他在公園大道上一棟高樓的公寓裡，坐在他最鍾愛的綠色真皮扶手椅上，寫下了他雙親的家族歷史—父系的金瑟家族與母系的夏曼家族—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的德國；然後他又寫了家族蟲膠事業的歷史，這是他祖父於一八四九年在西五十九街創建的家族事業。
他用鉛筆在黃色報告用紙簿上寫作，從來不曾暫停重寫—那時候沒有，也從來沒有—他對任何強迫他重新審視或放慢速度的事情都沒有耐心。在高爾夫球場上，他在走向自己的球時，就會一邊評估情勢，一到定點，立刻從袋子裡抓起球桿，揮桿擊球，一點都不浪費時間。
我父親寫完家族史之後，請人打字油印，加上塑膠封面，裝訂成冊，給他的三個女兒及女婿，給我和我太太，給他十五個孫兒、孫女—有些甚至還不認識字—一人一本，還親筆簽名。我很喜歡這樣每人都有一本的做法，意味著他們每一個人在這個家族傳奇故事中，都享有平起平坐的地位。
我不知道這些孫輩有多少人花時間看過這兩本歷史，但是我敢說，一定有人看過；而我也願意相信這十五本書此刻正收藏在每一個人家中某處—從緬因州到加州各地—等著下一代去翻閱。
我父親的做法讓我發現，這也是撰寫家族史的一種模式，他並不企望有更多的作用：他從來沒有想過要出版。有許多很好的理由足以說明寫作未必一定要跟出版有關。
寫作是一種強大的搜尋機制，而寫作帶來的滿足感之一，就是學會接受自己的生命論述；另外一個滿足感則是學會面對生命中某些最艱苦的挫折—失落、悲傷、疾病、痴迷、失望、失敗—並且從中找到理解與慰藉。
我父親的兩本家族史對我的影響愈來愈大。起初，我覺得自己並沒有對他們表現出應有的寬容，或許是因為他輕鬆地完成了我認為很難的過程，心裡有些不以為然。但是在這些年間，我發現自己常常去翻閱這兩本歷史，回想那些失去已久的親人，或是查閱一些早就佚失的紐約地理資料，而且每多看一次，對其文筆的景仰就加深一分。
最要緊的是聲音的問題。我父親不是作家，所以從來沒想過要找到自己的「風格」，他怎麼講話就怎麼寫作，所以當我讀他的句子時，完全可以聽到他的個性與幽默、他的慣用語和用法，其中有很多都呼應他在一九○○年代初期的大學時代。
我也聽到他的誠實。他並沒有對有血緣關係的親戚特別濫情，聽到他簡短的批評某位叔叔是「二流角色」或是某位表親「始終都沒出息」，都讓我忍不住莞薾一笑。
你在寫自己的家族史時，也一定要記得：千萬別當一個「作家」。
現在我覺得我父親比我更像是天生的作家，因為我總是在小地方吹毛求疵。你只要忠於自己，你的讀者自然就會跟著你走到任何地方；但是你如果刻意去寫作，讀者反而會跳船逃生。你的產品就是你自己。在回憶錄與個人歷史中，最重要的交流就是你跟你記憶中的經驗與情緒之間的交流。
我父親在他的家族史中，並沒有逃避童年時最大的創傷：當他和弟弟魯道夫年紀都還很小時，父母親突然離異。他們的外祖父是一位白手成家的德國移民：H．B．夏曼，十幾歲就搭著帳篷馬車跟著淘金潮到加州討生活，路途中失去了他的母親與妹妹。
芙烈達．夏曼遺傳到他剛烈高傲又野心勃勃的個性，當她嫁給威廉．金瑟時—在她德裔美國朋友的圈子裡，似乎是一位前途似錦的年輕人—她認為這段婚姻可以滿足她對文化的渴望，他們晚上可以攜手去聽音樂會或歌劇，或是在家裡舉辦音樂沙龍，但是事後證明這位前途似錦的丈夫並沒有同樣的渴望；家，對他來說，只是吃飽晚飯後坐在椅子上睡覺的地方。
我可以想見他的懶散與不思振作，對年輕的芙烈達．金瑟來說，想必是難堪的覺醒，因為我認識的芙烈達即使在老了之後，仍然不斷地督促自己去卡內基音樂廳，在鋼琴上彈奏貝多芬與布拉姆斯，到歐洲旅遊兼學習外語，敦促我父親、我姐姐和我不斷在文化上求精進。
她一心想要圓那個破碎婚姻的夢，這樣的決心不曾動搖。但是她有德國人那種喜歡教訓別人的偏好，把她的朋友全都趕跑了，最後一個人孤伶伶地死掉，享年八十一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