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陽寶頤
- 歐洲博物館「收藏當代」的歐洲政策與實踐（上）：COVID-19全球大流行如何賦予館藏新意？
當代收藏與民族學博物館的轉型政策
不同類型的博物館各有其擴充館藏的策略與目的，對於歐洲的博物博物民族學博物館（ethnographic museums）而言，收藏當代則是館收館解攸關其存續價值的迫切議題。
根植於歐洲海外貿易與殖民歷史、藏當潮中盛行於十九世紀的政策殖浪民族學博物館體現觀看「異域他者」（the exotic Other）的歐洲視角，在這樣的與實視角中，非歐洲文物按照地理區域與文明演化次序分類、踐下組織，荷蘭何轉提供歐洲觀眾對比辨異的熱帶知識框架。
此知識框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逐漸受到批判質疑，歐洲許多民族學博物館紛紛被關閉、博物博物重組成其他機構組織或與藝術博物館合併。館收館解歐洲民族學博物館因其歷史包袱，藏當潮中如何擴展收藏與詮釋範疇以跟上不斷變遷的政策殖浪社會價值，並融入當代社群是與實極為重要的議題。對此，阿姆斯特丹的熱帶博物館（Tropenmuseum）提供一個值得著墨的案例【圖6】。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熱帶博物館的收藏有不少源自阿姆斯特丹阿提斯皇家動物園（Artis）裡附設、落成於1858年的民族學展廳（十九世紀時，動物與來自非歐洲地區的文物作為歐洲認知下的兩類「他者」經常被合併收藏與展示），這批收藏於1910年時移交給當時名為殖民博物館（Colonial Museum）的熱帶博物館【圖7】。[1]
Photo Credit: 阿姆斯特丹阿提斯皇家動物園內的民族學展廳一景，約攝於十九世紀末。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藏，編號：000395000449 熱帶博物館的成立背景使其在如今博物館解殖浪潮中處於尷尬的位置：奠基於殖民歷史、其成立意在歌頌荷蘭海外權力的熱帶博物館，究竟如何對如今的全球化社會持續做出貢獻、吸引多元背景的當代觀眾，從而維繫其存在的意義？
對此，熱帶博物館採取的策略之一是收藏能夠體現獨特個人故事、記憶或詮釋的當代創作。例如，博物館在2006年時購買了伊朗當代藝術家霍斯羅・哈桑札德（Khosrow Hassanzadeh）的一組四幅肖像畫《恐怖分子》（Terrorist）。
畫中人物包含藝術家本人及其家人，每幅作品均附有文字標籤說明畫中「恐怖分子」的國籍、宗教、個人歷史與生活故事【圖8】。哈桑札德藉由這組作品質疑西方（媒體）視角中伊斯蘭與恐怖主義的過度連結，對於熱帶博物館而言，將該作品納入館藏也意在批判展示於歐美博物館中的伊朗文物往往與伊斯蘭宗教有直接連結，使理解伊朗文化的視角過於單一。[2]
Photo Credit: Khosrow Hassanzadeh, Terrorist （2004），320 x 200公分。此為熱帶博物館藏四幅Terrorist肖像畫的其中一幅，畫面中央人物為藝術家本人。阿姆斯特丹熱帶博物館藏，編號：TM-6269-1 如此對個體性（individuality）的關注亦呼應熱帶博物館自2000年後，致力於從民族學博物館走向文化史博物館（a cultural history museum）的定位。[3]
除了對個體性的關注，熱帶博物館近年來亦致力於呈現殖民集體記憶對當代社會的影響，並持續添購相關作品。例如，2020年底時博物館購入一件海地藝術家法比奧拉・讓・路易（Fabiola Jean-Louis）的攝影作品《波娃夫人的畫》（Madame Beauvoir’s Painting），該作品的色調與場景配置重現了荷蘭十七世紀肖像畫的風格【圖9】。
畫面中的女子看著一幅描繪著受奴役男子的裱框畫，畫中男性背上受奴隸主鞭笞而成的傷痕呼應著女子黃洋裝上的美麗花紋，隱喻跨越時代與世代的種族創傷。
該作品將在熱帶博物館2022年夏季新常設展「我們的殖民遺產」（Our Colonial Heritage）中亮相，該展納入博物館原有收藏以及富含殖民訊息的當代藝術創作（合作對象包括來自印尼與加勒比海的藝術家），強調殖民主義並非國家歷史的黃斑一頁，而是對如今荷蘭社會包括種族不平等、排斥與剝削等問題均有影響。[4]
Photo Credit: Fabiola Jean-Louis, Madame Beauvoir’s Painting (2017)，131.1x 101.2公分。阿姆斯特丹熱帶博物館藏，編號：7243-1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例子是丹麥國家博物館（Nationalmuseet）2012至2013年的特展「帕瓦─我舞故我在」（Powow—We Dance, We’re Alive）。丹麥國家博物館的民族學收藏來自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三世（Frederick III, 1609-1670）的奇品收藏室（Kunstkammer）。
奇品收藏室在十九世紀初時被改建為公共博館對外開放，後於1892年併入丹麥國家博物館。跟許多歐洲的民族學博物館一樣，奇品收藏室將館藏按照進化論框架組織，例如，來自北美原住民的戰袍、武器與人體組織被認為是野蠻而殘忍的象徵，而被歸類為「文明的最低階」（the lowest stages of civilization）。[5]
丹麥國家博物館於1930年代廢除進化論敘事，並於1980年代推動文物歸還計畫，但直到本世紀初，始思索博物館展示如何與收藏源出的文化社群（source communities）有更深入的合作。[6]
除了持續推進文物歸還計畫，博物館的策展團隊亦於2011年拜訪美國蒙大拿州的「北方夏安族印地安保留區」（Northern Cheyenne Indian Reservation），向當地人購買當代服飾，包括北美原住民如今在帕瓦（Powow）集會中常穿的舞服。
這些服飾在特展「帕瓦─我舞故我在」中與博物館舊有的十九世紀印地安戰袍及帕瓦舞服聯袂展出，呈現特定材料、設計與紋飾的跨時代動態發展。
例如，展場中一件十九世紀戰袍與策展團隊，2011年在夏安族保留區購回的黃色連帽衫並置展示，以此說明印地安傳統珠飾原本是戰士突顯自身地位的個人裝飾，如今則成為原住民驕傲（Native Pride）的象徵【圖10】。[7]策展團隊強調，展覽旨在突顯印地安文化的變動性與連續性，而非過往西方視角中靜止、永恆的他者。
Photo Credit: 攝影：Arnold Mikkelsen，Mille Gabriel, “New Futures for Old Collections,” 282 (Available under CC BY-NC-ND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