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凱薩琳．韋德瑞（Katherine Verdery）
序幕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們說密檔羅馬尼亞外西凡尼亞地區胡內多阿拉縣（Hunedoara County），間諜己擁一個明媚的序幕現原邪惡秋日下午。長髮在我背後飛揚，讀解我正騎著新買來的案突摩托車，從縣城德瓦（Deva）向南騎往山區的然發倫卡切爾尼鄉（Lunca Cernei），這個鄉位於南喀爾巴阡山脈（Southern Carpathian Alps）的來自最西分支。從公路上眺望，有個風景美不勝收——待我騎到托普力察村（Toplița），分身開入山間小路之後，們說密檔風景會更棒。間諜己擁切爾納河（Cerna）在陽光照耀下水光粼粼，序幕現原邪惡一群群綿羊和山羊在多石的讀解山坡上吃草。我有一種沒由來的案突幸福感，一面騎車一面享受向我疾馳而過的然發空氣。好吧，嚴格來說不是「疾馳而過」：摩托車的最快時速也不過是五十五英里左右，而我又太顧著看風景，沒有全力騎車。
我二十五歲，對羅馬尼亞幾乎一無所知，剛從史丹佛大學來到這裡，為我的人類學博士論文進行研究。穿過鄉間的摩托車之旅是為了幫助我選擇一個田野地點。我準備在這個山區造訪大約三十個村莊，迄今進展順利。我用我仍然粗淺的羅馬尼亞語和本地人會面交談，他們都很有耐心，設法幫助我表達自己。
我買了我的「莫爾巴」摩托車（Mobra）才兩星期，還不習慣騎它，也還不習慣路上遇到的貨車，它們噴出的陣陣廢氣一再讓我慢下來。下午的天空逐漸轉入薄暮，落日就在我的正前方，讓我的視線變得不太清楚。只有這個理由解釋得了為什麼我會突然被一名警察攔下，指我闖入了一個禁區。他說禁區入口處有一個標示牌（我完全沒有看見），指出外國人禁入。我的鮮紅色摩托車車牌清楚顯示出我的外國人身分。
底下就是我的羅馬尼亞祕密警察檔案中最早的文件，它是這樣報告這場意外的：
蒂米什瓦拉地區（Timisoara Region）○一九四二號軍事單位 最高機密
反情報科 副本二
一九七三年十月三日 ○○一六一○二號存檔備查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軍事專家烏斯卡·圖格奧爾基（USCATUGHEORGHE）
——在胡內多阿拉縣○一七三六號軍事單位值勤的軍官——和倫卡切
爾尼鄉的一些居民聊天，從他們那裡得知，在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五和二十六日兩天，有一名美國公民出現在該鄉，表示對他們的風俗習慣感興趣......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該鄉的範圍內，設有○一七三六號軍事單位，而該單位地位特殊。通往該單位的道路入口豎有標示牌，註明「外國人禁止進入」......上述的韋德瑞．凱薩琳未予理會。
「該單位地位特殊」：換言之，我直接把摩托車騎入一個軍事基地。頁邊批註證實，這份報告已經從該軍事單位被送往國安局的縣支部主管，並引起了懷疑。其他文件透露出這份報告一路被上呈至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的國安局總部。我到胡內多阿拉縣才僅僅四天，但看來我已經變成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了。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後果又會是如何？起因包括一名無知的年輕女性想要了解一個遙遠地方的生活方式，而這個地方無論是她的訓練、她的成長背景（被稱為冷戰的那些年頭），都不曾為她有過一丁點兒準備。現在，我又困惑又害怕地坐在一個共產國家山區的遙遠派出所，等那位攔下我的警察打電話向上司請示。
為什麼我在德瓦的中間人要為我規劃一趟直接穿過軍事基地的行程呢？也許當他們其中一位神祕地對我說，去到托普利察村時必須小心，就是在暗示著這點。又也許，他們自己也不知道那裡有軍事基地。憑著我結結巴巴的羅馬尼亞語，我要怎麼脫離現在的困境？難道我的整個博士論文計畫就這樣泡湯了？（有任何人會在乎嗎？）我有關這件事的田野筆記被放在格奧爾基軍官的報告後面︰
田野筆記，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那個警察最後把我帶到派出所門廳，自己去打電話給在德瓦的上司，問該如何處理我（他說話很大聲，我聽得見每個字）。然後，他話說到一半突然高聲說︰「遵命！」便掛上電話。現在，他開始鼓勵我繼續我的行程（雖然我已經打算打退堂鼓）。他說我的民族學觀點非常有趣，但我告訴他，我不知道應該留下還是回國。
當那名警察帶回我可以恢復行程的好消息時，我認為這說不通：身為一個美國公民，我怎麼可能在一個蘇聯衛星國家的軍事基地邊沿進行研究？由於我深入胡內多阿拉縣的整個目的就是要選擇一個研究地點，我應該乾脆下山到別的地方去找。然而，如今更加讓人困惑的是，那名警察變得很堅持，急著催我繼續下去。他說山上很漂亮，有些很有趣的民俗；那裡的人很親切，期待我過去；我應該堅守我的既定計畫，等等。不幸的是，我讓自己被他說服，結果就是烏斯卡圖軍官聽說我來到倫卡切爾尼鄉，而寫了他的報告。這份報告提供一名國安局軍官口實，讓他之後有理由對我發起監視行動。
我的間諜人生就此開始。我被監控的經驗，是由以下幾條不同的線索編織在一起而造成：我企圖在一個充滿祕密和捏造的共產主義環境從事人類學工作、國安局軍官和他們的線民的工作任務，最後還有在機緣巧合下我犯了這樣一個愚蠢的錯誤，讓烏斯卡圖軍官的報告跳出來接管我的博士論文研究。而這還不是我犯下的最後一個錯誤。
邪惡分身
二○○八年六月，我在布加勒斯特翻閱我的監視檔案，看到如下的文件。
內政部 最高機密
克盧日縣分局第三科（反間諜科）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五日對最終解決「薇拉」（“VERA”）個案的建議
韋德瑞．凱薩琳，三十六歲，美國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獲得I.R.E.X. 研究獎金，在一九八四年八月抵達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住在克盧日——納波卡（Cluj-Napoca）。
從對她採取的複雜監視措施，可知她聲稱的研究計畫只是用來掩飾她對社會——政治資訊的密集蒐集活動，嚴格說來，這活動和學術研究沒有任何關係......
從影印本〔我的田野筆記的影印本〕看來，「薇拉」獲得的資訊對我國有著敵意性質，因為她不斷煽動她為了套取情報目的而利用的人，讓他們對我們的黨和國家政策採取一種不滿和對抗態度。
要記住，她出現在我國的目的是要蒐集有社會——政治性質的偏頗資訊，與此同時去刺激敵對分子的活動。所以，我們認為有必要終止這種活動，為此我們建議......終止她在這個國家的逗留。
（由克盧日縣分局、國安局、第三科、布加勒斯特和全羅馬尼亞反間諜部門主管簽署）
讀了這個，我突然發現原來自己擁有一個「邪惡分身」（doppelganger）——十八世紀晚期的民間傳說用這個概念來指一個人的邪惡孿生兄弟，或會對人的自我平衡構成威脅的挑戰者。你可以從上面的報告中看見她的依稀模樣。她是一個企圖動搖政權穩定性的陰謀策畫者。她的名字「薇拉」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真」；因此，她和我（韋德瑞．凱薩琳）競爭著真實本尊的地位。
事實上，我的分身不只一個，每個「我」（self）都有一個不同的名字，不過她們全都被認為致力於同一項任務：為美國刺探羅馬尼亞。這些不同的名字分屬不同時期，也跟國安局（我的邪惡分身創造者）認為我是哪一種類的間諜有關。例如，在一九七三至七四年間，我是「民俗學家」（“FOLCLORISTA”），負責刺探軍事情報；在一九八四至八六年間，我是「薇拉」，住在克盧日縣，為美國的匈牙利僑民進行刺探；在一九八七至八八年間，我是「瓦內莎」（“VANESSA”），因為勾結羅馬尼亞的異議分子而在美國的巴爾的摩被監視。很明顯，這些刺探是好幾種不同的活動，而釐清它們則是我自己的事。對於我的第一項犯行，國安局制定了一個逮捕我的計畫；對於第二項犯行，有人建議把我驅逐出境；而對於第三項，他們則準備採取法律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