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連瑞枝
邊境社會（border society）是邊疆白人一個被集體建構出來的概念。歷史上的與帝與邊中國政治建立一套華夏中心的天下觀，透過朝貢與土司羈縻的國之國西方式來維持其與邊緣四夷的政治秩序。華夏中心的間中階層境社視角形塑一套「典範歷史」的框架，使邊境人群隨著華夏邊緣的治理漂移而不斷地被典範歷史所重新定義。然而，邊疆白人當我們仔細檢視此二元論述背後的與帝與邊歷史現場，將會發現帝國邊緣曾經出現多元且規模不一之政治體系，國之國西在雲南地區便出現大理、間中階層境社羅甸、治理麓川與八百媳婦等等，邊疆白人它們在天下儀禮與正統書寫架構下被以淡漠的與帝與邊方式一筆帶過。如何在習以為常的國之國西歷史語境，重新建構立基於不同人群所經歷的間中階層境社歷史，是治理值得嘗試的方向。
大理曾是南詔大理國之首府，雖歷元朝治理，其政體在西南地區仍保有相當之政治威望。自洪武十五年（1382）明軍進入大理以來，一系列治理政策逐一展開：先是大量封賜土官，後來復有一波波漢人衛所移駐計劃。征服者的官員視大理政治精英為溝通帝國與西南夷的中間人群，將之編整到一套以帝國為中心的政治體系之中。他們先被稱為僰人，後被更正為白人。這批白人政治精英，先後前往南京和北京，返鄉後，在帝國政治架構上發展出一套新的身分與社會網絡；與此同時，許多非白人土酋也被封賜在大理四周山鄉腹地。
這些從大理到北京，自山鄉叢嶺浮現出歷史舞台的世族、僧人、土酋、流動人群與新興勢力，為本書揭露了一幅生動歷史的序幕。直到明中葉，許多白人持續地在各地移徙，滇藏蜀邊境以麗江木氏為中心的麼些人群勢力也逐漸崛起，將我們的視野從大理帶到北方金沙江沿岸。此地緣社會擴張的過程，不僅是帝國邊界往北漂移，也是不同人群競爭、結盟與相互協商出來的一段歷史。
本書便試圖以西南人群為主體，來討論他們在明朝征服後成為政治意義上的邊境社會時，人群流動、重組以及為爭取身分合法性而致力於重建歷史的過程。值得提出來的問題是：多元的政治體系如何適應明朝的政治？人群如何區辨彼此，界線如何維持？白人和麼些政治之消長，是帝國削弱地方的後果，抑或是土官社會的擴大？無疑地，身為「華夷」中介者的白人尤其關鍵，他們或而積極參與官僚體制，成為高度文人化的群體，或而擔任土官，二者身分各不相同，但在中央王朝與西南人群間扮演著至為關鍵的角色，也因此成為本書研究的主體。
假如說，本書以白人為研究對象，那麼我更強調的是其為主體所發展出來的社會流動與身分選擇，以及因而延展出來與鄰近人群的社會關係。書中尤其集中於討論他們如何透過聯姻將治理與書寫技術傳播到鄰近人群，並形塑一套整合社會的儀式體系與歷史話語權。這涉及我們應如何把「族群」放回歷史動態的過程來討論，並且從歷史中的行動者來重新加以思考。
一、作為中心的邊境社會
邊境社會是相對於政治中心而形成的，為重新認識其整體之生存條件，我們必須重新檢視其區域地理與歷史之脈絡。首先，簡單介紹西南地理與歷史的基本架構：雲南分為東西二個部分，以大理、劍川到元江河谷為界，分為迤東與迤西。迤東為崎嶇不平的高原；迤西包括了三江縱谷區、群山以及平緩河谷地帶。其西北方是番夷居處的廣大山區，緊鄰青康藏高原與西藏為界，北方與四川接壤，極西則有三江與緬甸為鄰，形成一個南北高山縱谷的地理結構。其東南有南盤江與元江，是為西江與紅河上游，通往東南沿海地區，也是百越人群的通道，故有滇西北多氐羌，滇東南多濮越文化之說。
在這條通道上，白人和麼些人組織的政治體系尤值得注意：八到十三世紀間，南詔大理國以大理為中心，其勢力向北擴及四川南方，向南延伸到東南亞北部一帶。由於其治理主要集中在群山平緩之區，古稱為賧（即壩子），由賧與賧之間形成相互交織的政治與社會網絡，使得大理統治階層在雲貴高原人文地景上呈現分散型的貴族統領格局。再者，書中以山鄉統稱連結賧與賧之間的山區社會，想要以此突顯山鄉與壩子在環境與政治生態互依互倚，乃至明朝治理下山鄉疆域（mountain frontier）之愈來愈重要的情形。
在歷史中，大理代表著西南王權的中心，其曾以佛教立國，透過佛教政治體系成為維繫四周人群與部酋政治聯盟的紐帶。同時，北方另一股人群，稱為麼些，長期遊走於大渡河以南一帶，是散居於大理與吐蕃間的中間人群。十三世紀中葉，麼些酋長助忽必烈蒙古大軍南下征服大理，被封為世襲麗江路宣撫使，成為滇川間愈來愈重要的勢力。是以，白人為中心的大理金齒宣慰司與麼些為中心的麗江宣撫司成為迤西二股重要的政治勢力。於是，我們大致看到此二人群各別建立其政治體系：大理維持六百年左右的佛教王權，直到十四世紀明軍進入雲南，其貴族勢力仍然是組織西南人群的重要政治架構；而北方麼些人群則在十四世紀崛起，麗江府木氏成為滇藏蜀間愈來愈重要的政治勢力。
自十五世紀以來，移居雲南的漢人逐漸增加，其中包括制度性移民如漢人衛所，還有許多商人以及數量未明的寄籍者，其人口總數很難有效評估。據研究指出，萬曆年間，漢人衛所登記之壯丁便有二十三萬人，方國瑜先生認為此應是二十三萬「戶」，這些數目尚還不包括商人、流寓與寄籍者。再者，十八世紀時之移民人口呈現戲劇性的增加，十九世紀到達高峰。這些增加的人口對地方社會帶來許多變數，如間接推動區域土著人口的移徙與流動。再者，戰爭、軍隊徵調、礦產開採與鹽銷制度等等影響地方社會人群結構的制度性條件，也使得人群在壩區或山鄉更頻繁地交通往來，產生更多的合作與衝突。
人口流動與移徙背後的趨力更值得我們加以留意。施堅雅（W. Skinner）將中國西南劃入中華帝國九個區域的其中之一，無疑地，它是對外開放的一個體系：滇緬藏邊境的三條河川呈現南北流向，由東南亞港口出海，來自於海洋愈來愈重要的貿易也使得此「區域」（region）的概念不應只停留在「雲南」或「中國西南」，而是隨著一波一波的人群與資源的流動、交換與貿易將其擴展到更大的區域範疇。十四末至十七世紀末的三百年間，中國南方發生了一系列重大外緣條件的變化，我們很難忽略白銀貿易在港口為中心的海洋貿易中所扮演的重要性。
二股力量特別值得提出來討論。其一是港口的力量，當太平洋的白銀在沿海扮演愈來愈重的角色時，原來以內陸為中心的政治經濟交換網絡，逐漸被港口為中心的市場腹地關係所牽制。東南亞史的研究者Victor Lieberman在其鉅著Strange Parallels論及十六世紀以來的沿海港口貿易，造成東南亞內陸邦酋政治與港口新興政治體間的二元拉鋸戰。李塔娜（Li Tana）指出在安南南方崛起的阮氏集團，也隨著不同人群、移民與商業貿易，產生一股新興的政治文化。再者，十六世紀末以來，西南流通貨幣由貝幣轉向使用白銀，這種來自於印度洋流通千年的海貝，在白銀的競爭下，長期走貶，直到十七世紀末，白銀終於成為西南具有支配性的流通貨幣。這也說明海洋貿易在經濟層面不斷地改變了內陸政治的局勢。
亞洲內陸政權也同時面對另一股政治性的變化：明永樂帝在北方奪取皇位後，積極在帝國邊區擴展並部署隸屬於皇帝個人的偵伺體系，雖非正式之官僚機構，但其延伸勢力以及所造成的效果幾可與之匹敵！他為拉攏邊境勢力，大力延請藏傳佛教高僧到北京，封賜頭銜以及僧官職銜，此舉並非單純地出自於皇帝個人宗教上的興趣，更多地是為了鞏固帝國邊境之政治聯盟。藏漢邊境之政教勢力如何在明朝宮廷支持下獲得長足發展，是亞洲內陸極為重要的歷史議題。這種結盟間接鼓勵藏傳佛教噶舉派的勢力往青海、四川以及雲南北部逐漸擴張。
西藏歷史研究者Geoffrey Samuel便指出亞洲內陸存在著以拉薩為中心的政治聯盟模式。近年來提倡新清史的研究者更擴大其研究範圍與視角，指出滿清帝國在中國內部以儒家意識形態進行統治，然在與帝國之北方、西北部落政治聯盟以及西藏政權之間仍然採取古老的佛教儀式強化政治結盟，因而建立多元族群的佛教政治（multiethnic Buddhist state）。亞洲內陸的佛教政教關係，不只是政治性的，也是經濟性的，它們在長程貿易時整合周邊人群與資源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
在這場前近代全球化的過程中，帝國邊境外緣貿易使得金、銀與鹽井等資源愈來愈顯重要，而強化對盛產礦產雲南地區的治理便顯得愈來愈具迫切性，於是麗江木氏土官勢力因此逐步擴大，成為後來整合各地方資源的政治力量。再者，明宮廷對採買孟密寶石保持高度的興趣，致使西南邊區產生一股熱絡的「寶石熱」（gem fever），造成大批流動人口參與雲南採銀礦的活動。雲南之白銀被運到南方跨境的孟密一帶進行採買與交易活動，又促使其邦酋整合成為一個足以應付其貿易規模之政治體；孟密鄰邦如八百大甸，也在明朝朝貢貿易過程中重新整合內部之部酋政體。活絡的經濟活動不斷刺激部酋之間的相互整合。
來自海洋與內陸二股不同性質的貿易與朝貢風潮，是人群不斷地在山谷間緩緩流動的趨力。不論是來自外地的官員、商人、為尋求生存的採礦者或是亡命之徒，中央王朝對土官與流官的行政劃分無法阻止這些造成人口流動的趨力在有形與無形的界線上游移。人群流動的規模以及其在西南地區的空間向度上所經營的網絡，已超出正統史冊與文字所能記錄的範圍。我們必須將地方社會之時空脈絡放在上述宏觀的地理與歷史發展，才得以更清晰地釐清看起來小規模的族群形成背後之重大意義。
由於帝國邊緣歷史與人群之複雜性，若未對空間範疇與研究架構加以界定的話，可能都冒著捉襟見肘或是顧此失彼之風險。也因為如此，為使研究議題可以獲得更具體的討論，本書主要集中於瀾滄江、金沙江與紅河之上游地區來作為研究場域。人口流動與族群形成息息相關，這看起來是相當弔詭的現象，但人口流動所造成的文化相遇（encounter）正好提供區辨異己此分類概念的蘊床。從人文地理的角度來看，大理非常適合放在二種不同文化交滙處來加以討論。如果從南京或北京的政治中心來看，大理無異是極其邊陲的；從印度或南方東南亞的角度來看，大理也是邊陲；又，從吐蕃的角度來看，大理則是其東南之邊陲。作為亞洲諸文明之邊緣，大理及四周人群社會在吸收周邊文化與諸大政治體系之間的交涉與協商過程，其角色卻相當核心。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歷史》，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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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連瑞枝
「邊境社會」是一個被集體建構出來的概念。
歷史上的中國政治，建立了一套以華夏為中心的天下觀，透過朝貢與土司羈縻的方式，來維持其與邊緣四夷的政治秩序。
「華夏中心」形塑「典範歷史」的框架，相對於「中心」而存在的「邊境」，
被政治制度、官僚體系、特定的文明意識形態與文化架構，塑造成一個在地理、政治、權力與文化層面的邊陲地位。
連瑞枝在《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歷史》一書中，以中國西南之白人治理階層以及周邊鄰近人群為研究對象：識文與信仰佛教的白人精英階層曾維持六百年的佛教王權，在明朝統治下，成為帝國治理西南的重要中介者，他們在推動西南人群社會與歷史的形塑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書中沿著二個軸線，一是地方社會，一是帝國制度，討論不同人群如何在帝國身分制度下選擇成為僧人、士人與土官，並在土官與流官二元政治架構中，後續產生人群結群與社會聯盟對象之分流與變化。
西南人群為了申明身分而做出一系列的行動與選擇，而身分選擇的背後都有其政治與宗教的考量。書中主要以儀式權與儀式化機構的角度來討論人群與社會結盟的機制，這些精英階層為了尋求儀式權的合法性，也使其社會的整體精神隨著身分分流而產生歷史敘事的歧異與分化，包括大理白人世族的身分流動與移徙；土官聯姻、政治聯盟與「盜匪」動亂；乃至於在明朝儀式改革下，不同身分的人群如何透過一套儀式框架與政治語言來追求身分的合法性。
全書以地方人群的流動與階層重組、口傳到文字書寫、正統儀式權與歷史話語權等角度，來描寫一段族群政治流變與族群形塑的歷史。是一本致力於從邊境人群角度重構歷史的學術作品。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