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創作若是關鍵郭強趟旅程的話，郭強生自1986年出版第一本小說《作伴》至今已長途跋涉了近40年。專訪中從去（2021）年出版的生這《作家命》，可以說是場文長跑他分享在旅程過程裡的「我思我見」，除了自我審視文學與創作觀，學修行的限也與讀者分享他所閱讀到的未劃偉大作家及其作品。
《作家命》並非郭強生首本評論文集，地自過去他曾出版過《在文學徬徨的關鍵郭強年代》和《文學公民》。今（2022）年一月，專訪中從他增修再版了評論文集《如果文學很簡單，生這我們也不用這麼辛苦》（以下簡稱《如果文學很簡單》），場文長跑這本紀錄了他從美國返台後展開文學人生的學修行的限十年縮影，告訴讀者「在這場文學的未劃長跑中我從未劃地自限。」
呈現出文學人的地自某種艱難，也累積出一股挺過去的關鍵郭強力量
《如果文學很簡單》最早成書於2014年，縱使與此次再版相隔八年，再度閱讀這本文集裡頭的數篇文章，絲毫感受不出這已是郭強生多年前寫下的論述。他對時代因科技、媒體（甚至是社群媒體）、商業操控所產生的扁平與庸俗化、九一一事件的陰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看法，如今讀來依舊貼切、一語中的。
而他面對文學的態度並身體力行創作的軌跡，則恰如其分地演繹了文集裡其中一篇文章的標題——「只問真實，不隨潮流」。
在《如果文學很簡單》的新版〈後記〉中，郭強生將此書與2002年出版的《在文學徬徨的年代》、2021年出版的《作家命》定調為「文學修行三部曲」。受訪時他表示，這樣的定調當然是事後回顧，但他也發現三部曲之間的關聯與銜接，對他而言是生命積累的結果，並非多年前就已事先規劃好的寫作藍圖。
藉由這三部曲，郭強生表示希望能夠讓讀者看見，作為一名創作者的他，持續在同一面向上深化、辯證，而不是像變色龍般見風轉舵。「同樣的事情能夠做二十年，讀者能夠看到我是如何更深入、更勇敢地直接面對，不停地過關斬將。」
郭強生坦言，舊作重出對於創作者多少帶有一些壓力，他得先自我說服再次出版的意義為何，才能放心將作品交給出版社。回憶《如果文學很簡單》的第一次出版，郭強生表示在那之後生命出現了大變動，直至2018年之前都是在起伏不定的狀態。得知這本評論文集即將再版的消息後，他將這本著作拿出來回顧，發現裡頭收錄的文章沒有如他想像地糟，也找到了這本著作在他作為文學人生涯裡頭的位置。
《在文學徬徨的年代》與《如果文學很簡單》，兩書之間相隔了十二年的時光，郭強生回憶那是極為辛苦的一段歲月，一方面當年的他受詩人楊牧邀請返台，在花蓮的國立東華大學協助成立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以下簡稱創英所），摸索創作教學之餘，也努力地適應學院體制裡的眉眉角角。
那時的郭強生，也正準備著回到自己的文學創作這條路上。因此《如果文學很簡單》這本書，在他眼裡成了尚未回到創作與重返創作間的分水嶺。
這些文章排在一起，呈現出了文學人的某種艱難，是你在寫作當下沒有預期到的真實。2022年的此刻重新再閱讀這本書，讓我發現如果沒有這些的自我對話，或是表達對這些事情的看法，可能就讓我累積不出來一股能夠挺過去的力量，我很有可能在創作的路上因此半途夭折或變節。
這四個重要面向分別是：「如何在教學現場與年輕人談創作」、「回到自己的創作前，釐清文字的複雜性」、「台灣文學的脈絡」，以及「台灣人想像中的『走向國際』，早已是『全球化廢墟』」，反映了郭強生長期對文學創作以及議題的思索，也是他在自己生命轉折過程中一直留意的。他表示因為有了這些關注，才使得他很夠平衡地發展出一股挺過去的力量，度過他生命裡的重重難關與崎嶇。
縱使創英所只在東華大學存在了十年，郭強生坦言這一切並非白費。他表示若沒有這十年的時光，他對創作的信念無法如此鞏固、堅強。
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潘柏翰 紮穩文學的馬步後，創作與影視改編才能相輔相成
因為對文學創作的用情之深，郭強生在《如果文學很簡單》裡除了分享對創作與閱讀的所見所聞，也提及了他參與文學獎擔任評審的心得。去年他擔任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的決審評審，在過程中表達了對近年鼓吹影視化、IP（Intellectual Property，智慧產權）的擔憂。
當時的他指出入選的作品「很像創投案的本事，或故事大綱，完全沒有血肉，讀起來非常空洞。」也表示，「即使（文學作品）要影視改編，也需要有很強的基礎寫作與閱讀訓練，否則會忽略許多事情，譬如角色背後的心理刻畫、人物的塑造、環境與空間的細節等。」
這次受訪，郭強生進一步表示目前文學創作與影視化、IP相互削減的現況不加以留意，日後的問題可能更為棘手。
郭強生指出，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行之有年，本身從來就不是問題。電影導演若有文學素養或是平時養成閱讀的習慣，看到令他感動的作品，當然能夠以影像的形式處理。但他表示，台灣目前發展的方向，好似導演不必在書海中挖到屬於自己的寶，只需文化部提供幾個影視IP就可開拍。
郭強生指出，文學作品改編為影劇作品的過程，是需要經由導演閱讀後發酵醞釀而成。如今若是省去了這個過程，導演直接接受影視平台提供的內容，能否改編與拍攝出好的電影作品，他持保留態度。他指出台灣對影視化、IP參考的參考對象為韓國以及好萊塢的產業模式，但他提醒這樣的做法是否符合台灣的產業結構值得深思，「台灣不能見到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就只想著要仿效」。
對於韓國影視產業如今在國際舞台大放異彩，郭強生分享當年他在紐約求學時，察覺到戲劇、美術相關科系求學的亞洲學生寥寥可數，但這當中最多的亞洲學生即來自韓國，且遍布電影、戲劇、美術相關科系。當時的郭強生納悶為何有這麼多的亞洲學生來自韓國，後來見到韓國的影視產業開花結果時，使他明白這其中的道理。「這就跟文學創作一樣，都是有基本功和門檻在，需要社會投入相關的人力、資源和時間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