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言
【第二十九章 師友之間】
棋藝、余英余英友戲曲的時傳時友切磋
余英時名滿天下，自然友滿天下，滿天穆楊牟宗其中尤其以棋友為多，下錢錢穆、聯陞林海楊聯陞、金庸金庸、包括牟宗三，棋王包括棋王林海峰，峰都都是余英余英友余英時的棋友，余英時二○○六年接受《東方早報》媒體採訪時曾經說：「我過去喜歡下圍棋，時傳時友還給《圍棋天地》寫寫文章，滿天穆楊牟宗現在年紀大了，下錢做學問之外就不想再多傷自己的聯陞林海腦筋，只是金庸看看別人下。」言辭之中無限惋惜。
余英時七○年代回香港工作時，和金庸、牟宗三等人都曾經對弈，余英時回憶，他和牟宗三的交遊主要就限於圍棋方面，牟宗三的棋力雖不甚高，但非常愛好此道。余英時同時笑言：「牟先生在哲學上極能深思，然而他下棋則恰恰相反，直是不假思索、隨手落子。我相信他下棋主要是為了調劑他的哲學思考，所以超越勝負之念，其境界近乎蘇東坡所說的『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余英時和牟宗三下棋多次讓子，但每次牟宗三都是「可喜」，而不曾嘗過「欣然」的滋味。
金庸和余英時也是棋友，金庸回憶：「凡是喜歡下圍棋的人都有這樣的經驗。楸枰相對，幾個鐘頭一句話不說，也能心意相通，友誼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來。我和沈君山、余英時、林海峰、陳祖德、郝克強諸位等結交，友誼甚篤，都是通過了圍棋。」余英時記得七○年代只要金庸家裡有棋會，總是約余英時和牟宗三參加，每次都是余英時順道帶牟宗三乘車同往，弈至深夜才盡興同返。
余英時還記得一九七四年夏天新亞書院出面邀請台灣的圍棋神童王銘琬來香港訪問，當年在香港圍棋界引起轟動，電視與報章都爭相報導，王銘琬訪問香港時，牟宗三也特別興奮，幾乎無會不與，有一晚王銘琬在余英時的寓所下四人聯棋，牟先生和其它少數棋友旁觀，一直到深夜棋散，牟宗三才意猶未盡的離去。
除了圍棋之外，牟宗三的藝術興趣很廣，從小說到京戲他都能欣賞，余英時記得有一次一次在金庸家下完棋後聊天，他特別稱許《鹿鼎記》的意境最高，遠在其它幾部膾炙人口的熱鬧作品之上，當時金庸許為知己之言；還有有一次是新亞的春節聯歡會，有胡琴伴奏，牟宗三曾迫不及待地清唱了一段〈打漁殺家〉，後來余英時才發現他早年還寫過評論《紅樓夢》和《水滸傳》的文字。
金庸和牟宗三一樣，也是棋迷，金庸興趣最好的時候，還曾經請陳祖德、羅建文兩位先生到家裡來常住，就為了下棋，而金庸與余英時的交往，也多與圍棋有關，金庸在接受李懷宇的採訪時曾笑言：「余先生喜歡下圍棋，他棋藝比我好一點。他太太自稱為『圍棋寡婦』，余先生老是下棋，沒有時間陪她。余先生的岳父陳雪屏圍棋下得很好，好像你要娶我女兒，先下一盤棋看看。」
余英時還曾經有幸和吳清源、林海峰等圍棋絕頂高手有過交流，並且多次和林海峰對弈，余英時二○○七年獲頒關西大學名譽博士時，還曾經專門去找林海峰下棋。余英時回憶：「一九七一年年我初訪東京，曾與吳先生有一席之談，據我的觀察他確已攀上了圍棋的最高境界，一九八六年香港中文大學決定頒贈他榮譽博士學位，我應中大友人之請，特別寫了一篇〈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發表在香港《明報月刊》。吳先生雖不是佛教徒，但他因養病之故，曾在寺廟中休養過很長的一段時期。他後來說，廟中清修有助於精神的凝聚，雖然對棋力並沒有直接的幫助。可見他對圍棋的精神境界和技術境界，分辨得很清楚。他口中說出的『平常心』三字或有禪宗的淵源，其含意當比日常語言為豐富。」
同時余英時對於林海峰的圍棋成就也有極高的讚譽，一九九七年還專門跑到紐約待了兩天看林海峰下棋，余英時回憶：「我和海峰並非素識，第一次遇見他是多年前在台北，那是受了沈君山先生的鼓勵，讓我參加中國圍棋教育基金會的成立大會……孔子說『剛毅木訥近仁』，我覺得海峰正屬於『剛毅木訥』的性格，使人起『山停嶽峙』之感。」
楊聯陞在寫給繆鉞的書中也曾經提到余英時和林海峰，還記得余英時曾經把全套的《林海峰名局細解全集》送給他，同時楊聯陞還點評了當時的棋壇格局：「今日時局如吳清源之後，又入一新時代，先手要讓幾目已成問題。余英時曾贈弟《林海峰名局細解全集》，始終不敢細看。台灣有應昌期，曾授弟三子，可以抵抗，今則彼之規則所謂應氏棋已漸通行，聶衛平將與一韓人在浙江對決。此亦我兄所謂『榆莢騰飛』之象也。」
除了圍棋之外，余英時還喜愛戲曲，因此結識了張充和、章詒和、陳穎士等人，傳為佳話，余英時早在六○年代便認識張充和，兩人均為錢穆高足，錢穆過九十歲生日時，兩人曾合作完成了一組祝壽詩，由余英時先寫四首律詩，再由充和將整組詩寫成書法贈給錢先生。當然，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類似的文字因緣。
張家四姊妹中，大姊張元和嫁給了崑曲名家顧傳玠，二姊張允和嫁給了語言學家周有光，三姊張兆和嫁給了作家沈從文。四妹張充和嫁給了美國漢學家傅漢思，四姊妹中公認小妹張充和才華最全，不僅書法好，繪畫好，而且懂詩詞、通音律。
余英時回憶，他和張充和的丈夫傅漢思第一次見面時還在第一次見張充和之前，當時傅漢思從美國西岸史坦福大學移席東岸耶魯大學，傅漢思研究漢賦和樂府，而余英時當時的研究重心也在漢代，哈佛和耶魯又相距不遠，兩人在學術上的交往是相當密切，而余英時和張充和見面雖然稍晚，但由於師友淵源的關係，可以說是「一見如故」，成為忘年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