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宜澤
我的書評學長，號稱「東華金城武」的林徐類學慢慢走老師出了新書。他喜孜孜地像做出了自己滿意作品的達奇當思調小朋友一樣，跟同事還有同學們分享他的幻地幻覺成果；同時還不忘要求大家「不要去買書」！因為慢慢走老師會依照新書排行榜的覺失家何暢銷書計算時間來購書，然後分送給親朋好友；透過這個操作，做個知道他找到可以讓書長居排行榜的夢人夢還實際作法。
這麼奇幻的打書想法，當然只有寫出《在奇幻地》的林徐類學慢慢走老師才有辦法。撇開讓同事互毆的達奇當思調打書方式不談，從翻開《在奇幻地》的幻地幻覺第一部分開始，就會發現這一本在精神醫療機構「做田野」而寫出來的覺失家何民族誌，既不是做個知道典型民族誌，也不是夢人夢還典型精神醫療案例討論；一切都那麼「非典」之下，如何閱讀和理解這本奇幻地之旅的書評書寫企圖呢？我只能試圖從自己在慢性精神醫療機構實習過的少數經驗，以及同樣是人類學研究者的角度，來回應慢慢走老師（以下稱作者）這本奇幻之書。
以人類學田野的角度在台灣研究精神疾病或者精神醫療體系，主要有從凱博文（Arthur Kleinman）在台大醫學院合作的研究起頭，而對漢人的田野研究中也不乏把精神疾病與宗教信仰作為對照討論的例子（例如由武雅士的史丹佛研究計畫衍伸出來，郝瑞Stevan Harrell在三峽的宗教研究，或是Margery Wolf對台灣農村女性的研究）。前者主要從民間求醫模式來討論多重「醫療解釋模型」（explanatory model）可能的多樣性；而後者（雖然該類研究主軸不是求醫與精神疾病而是民間信仰和親屬）則以民族誌方式描述一個可能有突發精神症狀的婦女，如何在台灣民間社會中經歷不同的處置與解釋網絡。這兩類經典案例都揭露某個層面精神疾病與社會網絡回應上的關係。
在精神醫學相關的田野研究更為「現代化」之後，我們看到後續的本土研究進入精神疾病的特定醫療情境，治療關係，身體感，規訓模式，自我敘說，以及文化轉譯觀點等更為多元的研究（研究者如林淑蓉，周仁宇，蔡友月，彭仁郁，彭榮邦，李舒中，吳易叡，吳易澄，黃宣穎等多位人類學者或者從精神醫學取向出發並受人類學訓練的醫師不及備載），但卻可以發現，在研究的路線上開始朝向「精神疾病診療與機構化」的基礎型態，與過去以社會動力為動機並從民間社會為觀察場域出發的研究型態，或者轉向個人心理診療後的經驗敘說建構，已有明顯不同。
這當然基於台灣社會在治療情境的現代化與制度化的轉變；但反過來說，我們也因此發現精神疾病的田野與民族誌敘說，已經無法與機構的型態建制脫離，而必需反思在機構內的「田野工作」意義為何。
在奇幻地的導言裡面，作者對他的研究意義提出這樣的解說：「透過精神病理學下患者行為的內在意義和臨床文化詮釋，使我們對於精神疾病研究中獲得關於思覺失調症的病理處遇、病院收治、受苦主體及其疾病語言三者，各自指向生物醫學診斷、人類學理解、與人文醫療論述的綜合認識」（頁37）。作者清楚指明這份精神醫療機構民族誌與三個取向的對話；也明白地陳述這整個書籍情境的背景，是在其個人以詮釋人類學角度出發的特定閱讀。於是在「病院收治」對應的人類學理解是以民族誌情境呈現之外，其他兩個層面（生物醫學診斷與人文醫療論述）取向則以重新解說醫療多元解釋模型（包含跨文化與巫術民俗的對話），以及閱讀病歷與病情敘說作為「臨床現實」論述。
這個取向的確符合詮釋人類學以文本角度看待行為歸因與文化活動的方式；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似乎又過於「輕易且平順地」將病房中的臨床多樣性以及脆弱性，和案例閱讀與解釋模型的穩定性連接起來。對於試圖在病房民族誌描述裡面尋找多元文化解釋路徑的人類學讀者而言，在精神病院中的田野工作者對病歷與解說模式的穩定依靠，似乎如同書中所批評的跨文化概念「介入現代醫療場域，強調患者的社會道德與治療經驗」所產生出來的原民文化理性認識論一樣，具有過於簡易的參考文本可以讓現場經驗得以攀附。而這樣的「文本交錯閱讀」，對臨床田野而言是否真的產生更進一步的理解？我想需要進一步反思。
當作者把奇幻地的日常作為「有邊界且成員不會隨意出入」（在實際意義和象徵意義上）的田野空間時（作者在新書介紹訪談如是說），就涉入把機構田野作為文本閱讀的認識論問題。在詮釋人類學觀點之下的田野活動，與歷史情境一樣都是可被閱讀的文化體系，甚至被轉換成為有詮釋角度的劇場行動。在這種情況下，人類學者所呈現田野對象的自我能動性與解說主體性，是否仍然能夠維持？又是以什麼方式維持呢？以前面這個主要的探問，我提出閱讀本書之後主要的三個問題，想要對奇幻地的書寫與民族誌觀點進一步討論。以下的討論並沒有一一對應這三個問題，但這些問題的探詢同時啟發了對本書的反思與可能的挑戰。
- 在精神病院裡面的主要報導人可能嗎？田野工作者在此將病患行為動機作為病歷思考模式和社區互動模式的交互關係為何？
- 在本書中以臨床脆弱性與多樣性呈現出來的精神病院日常，能夠被理解為住民的日常，還是機構的日常？
- 作為機構下的詮釋人類學民族誌，是否讓民族誌書寫過於依附在「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的制度想像？
作者寫道，在奇幻地是一個「詮釋人類學者以臨床心理師的身份，在精神病院工作的民族誌紀錄」。民族誌從精神醫院的住院病人在聖誕晚會表演活動開始（很熟悉的場景）。看來日常的活動，因為病人自己扮演精神病人的訪談內容，而有了對日常生活裡隱而不察之荒謬性的特殊觀察；而機構的治療團隊或者精神醫療體系知識，正是在處置這個荒謬日常而出現的僵化與彈性之間形成「臨床真實」（書中引用凱博文論述）。據說本書的第一版書名本來要叫做「荒謬日常」，以呈現作者所提示的「人類學諷刺」觀點。但這個看來隱藏的荒謬的日常（或者變形成為體系的混亂），卻在書中成為重要的分析原則，也同時界定在書中第二部分提到的「臨床脆弱性」與「臨床多樣性」的核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