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靖軒
- 《臺灣書藝新契機－1949渡海書家特覽》（上）：1949年後渡台書家的臺灣特覽態度多元書藝群像
如上篇所述，文人學者以「好古嗜奇」的書藝書家書寫態度書寫金石文字，隱含著遊戲般的新契下好動機，如同兒童看到新奇的機－金石事物，無意識地重複把玩，渡海而不覺得厭倦。古嗜書寫者從書寫遊戲中得趣，文字將這些古文奇字重新擺放、臺灣特覽態度隨意排列組合，書藝書家書寫便是新契下好激發創造力的重要因素。
吳敬恆以篆書名世，機－金石他的渡海作品表現屬於較為傳統的範疇，也就是古嗜在政務和學術研究的餘暇時光，以書法自娛，文字雖然沒有強烈的臺灣特覽態度表現性，卻擁有個人的書寫韻味，淳雅而清朗，是典型的文人書法。
呂佛庭不同，少年學佛的他，書風平和，本身即是專業的書畫藝術家，藝術教學與創作貫穿其一生，作品的創造動力自然與業餘者不同，先前2020年在桃園市兒童美術館《寫寫畫畫》展覽，展出他以先秦大篆等古文字畫成的「文字畫」，表現意趣頗具有現代性。【圖1】
Photo Credit: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臺靜農是現代教育體系的教授學者，早年面對新時代衝擊時，曾經以文藝創作積極反應舊社會的問題，由於靠近左翼的思想，此事讓他蒙受極大的政治陰影，也因此付出代價，多有評論者認為他的書法線條如此沉鬱曲折，必須一併考量其人生際遇。
好古嗜奇與現代性
的確，金石文字的多樣性提供書寫者在創作上豐富的材料，以文字造型來說，鐘鼎碑刻上的古文字，造型非常豐富，書寫者可以用更自由的態度，依照自我的審美喜好選擇金石拓本作臨摹。
例如大篆文字因為國別、時間，同一個字有著許多不同的造型結構，漢隸雖然在結構較為一致，但在筆法表現上，碑碑不同，各有差異，其中更有表現極為獨特者，用筆和造型結構介於篆、隸之間，難以斷然分別。
再者，金石文字具有一種樸拙、古雅的美感，不僅是因為碑刻銘文經歲月而風化剝蝕，更是因為金石文字的造型和線條表現，較靠近遠古造字時的圖像造型基礎，於線條的曲折、粗細、長短等等筆法變化上，有著不明確的隨機性和曖昧特質，這種隨機性也給予創作更高的書寫自由，書寫者可以藉此嘗試各種造型表現的重組和融合。【圖2】
Photo Credit: 桃園市立美術館提供 此外，書寫者以金石文字的形和線條表現，來作為書藝創作時的養分，而非拿來考據古代政治制度和字義源流，在這層意義上是接近現代性概念的。
一方面，這些創作者大都並非出身舊士大夫體系，對於學術的研究態度，也正在轉向現代的科學方法與專業分科；另一方面，二十世紀初期，有部分西方藝術家藉由探求世界各地的部落紋飾，來思考線條與結構的原初樣貌，並將這些探求轉換成創作動能，以期能發展出新的形式風格。
對這些創作者來說，最重要的不是符號或紋飾背後的文化象徵意義，而是線條與結構在互動中所產生的動力關係，並且如何透過這個動力關係去逼近人類對於視覺感知的共性。當然古中國的金石文字並非部落的紋飾，書寫者也不一定能接收到這樣的現代性思潮。
然而，一但書寫者以這樣的文字書寫作品，且他的動機並非表現詩詞意境，也不是在考究文字的辭意，而是著重表現造型的構成與線條的質感，甚至是直接抄錄部分銘文當成作品，這種對於文字造型的挪用、擷取與再詮釋的創作概念，是在原有的書學典範上，開創新的書寫模式。
書寫遊戲使個人精神與物像於抽象線條中融會
金石文字的線條與結構雖然給予書家新的造型靈感，卻不是他們鑄造個人風格的唯一因素，一個人的書藝是否別開生面、存在獨特的韻致，所關乎的是其生命的全部。金石文字的樸拙特質，以及在時間與空間上極大的跨度，使其有著難以掌握的複雜形式，這一點正與同樣難以捕捉、具有曖昧不明特質的「奇趣」審美感受相合。
晚明有尚新奇、求獨造的文藝思潮，如袁宏道（1568-1610）有獨抒性靈說，為文重視個人性情的表現，他說：「世上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又說「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於是有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為清，寄意玄虛，脫跡塵紛以為遠，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1]
意即「趣」這種審美概念，無法透過膚淺的物質賞玩來感受、藉談虛弄玄來獲得，它是源於自然的、精神性的，當自然景觀與個人的心思冥合，便是「會心者知之」之時。
因此書寫者若能以金石文字的線與形來展現個人的審美情趣，在書寫遊戲中得趣，抽象線條的動力運作與構成便可能乘載個人幽微曖昧的精神性，而精神性和書寫的交會，將穿透文化或學識的藩籬，使觀者感知並共鳴。【圖10】
Photo Credit: 桃園市立美術館提供 晚明文藝崇尚個人精神性獨造的抒情特質，並未隨明亡而全然喪失，對奇趣的追求與金石學發展一同延續，如袁宏道所言「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形者也。」[2]
水是千變萬化、永不恆定的，創造力亦然，金石書法的豐富與質地竟使這種精神性追求有一寄託的處所。人可以去經驗世界上所有的人事物，也會被世界影響，但人具有超越性，他可以在經驗之上實行理想、思考真理，藝術創作便是人的超越性的展現。
此外人的超越性也兼有公共性，他不再只是受經驗影響的個人，而是能將經驗變成一種獨特的藝術表現，也就是說他受時代包覆的同時，亦在超越時代，藝術的超越與公共性質在此一併展開。
康丁斯基（1866-1944）在《藝術的精神》說：「一旦藝術家的情感力量壓過了所謂『如何表現』的物化追求，並為藝術感受釋放空間，那麼，藝術就開始步入正途，並重新求解那曾經失落的『表現什麼』的答案，這正是藝術生命所賴以呼吸的精神實質。」[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