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二月，第屆一連十日的柏林筆記第七十三屆柏林國際影展順利舉行，是影展與回元後疫情時期無限制觀映的首次。雖然票房仍未達到疫情前的入圍水平，但卻好像回到了二零二零年，作品致敬少了的觀映顧單是柏林影展經典的大排長龍（現改為網上售票）。不過柏林仍是第屆柏林，還是柏林筆記直爽、不用太「有禮貌」的影展與回元作風，影展還是入圍影展，一方面是作品致敬要支持世界頂級的（西方及其盟友）電影藝術，另一方面是觀映顧單多年來的政治影展宗旨一貫，來自非西方的第屆影片大多是揭露時弊 ，直接、柏林筆記簡接抨擊當權者的影展與回元高級藝術品。電影、藝術、文化、政治、金錢相互掛勾，同時星光熠熠，沒有一部電影過後讓筆者感到浪費光陰。
影展開始的首個星期，筆者都在歐洲電影市場為加拿大館工作，本來拍辛苦打算不看片。但員工優惠有影迷證，食得唔好嘥，幾天內看了幾百部入圍作品的其中廿餘部。筆者選片原則與之前幾次狂睇片有所不同：一、一日不超過四場放映，最起碼能喘氣；二、不特別優先觀看粵語、華語片（工作範疇）和不為學習語言而看的電影（藝術研究），不排除經典舊片；三，在某程度上想多看些非洲電影。
所以最後筆者分別在致敬（Homage）（筆者觀映電影數量/入圍作品數量：1/8）、回顧（Retrospektive）（2/28）、經典（Berlinale Classics）（1/9）、競賽（Wettbewerb）（3/19）、論壇（Forum）（4/28）、論壇延伸（Forum Expanded）單元（18/33）、全景（Panorama）（4/35）等單元觀映，可算是完成任務。
此外筆者又同藝術工作伙伴媽打沙律（Marta Stanisława Sala，原譯瑪塔・薩拉）一同參觀了在沈默之綠文化特區（silent green Kulturquartier）的展覽，有美籍藏人丹增彭措（Tenzin Phuntsog）、克里斯托．Z．坎貝爾（Crystal Z Campbell）、日本飯村隆彦、阿根庭愛德華多·威廉姆斯（Eduardo Williams）、黎巴嫩瓦利德．拉德（Walid Raad）、波蘭梅特瓦利（Jasmina Metwaly）、埃及塔莫·厄爾賽德（Tamer El Said）和加拿大邁克爾．斯諾（Michael Snow）等藝術家的作品。德媒似乎都是有讚無彈，柏林名藝評碧姬．韋爾內堡（Brigitte Werneburg）和電台主播芭芭拉．維岡（Barbara Wiegand）都係嗒曬糖，筆者則是覺得柏林影展因為一貫方針策展故未帶來太多驚喜，反而是戲院裏有更多難忘的畫面。
澳門孔慶輝導演的佳作《海鷗來過的房間》在歐洲電影市場也有參展，筆者在《澳門論壇日報》有兩篇專文介紹。這篇長文則是較詳細地把筆者的觀映感受和分析筆記同讀者分享，這也是因為華文媒體鮮有深入介紹非主流影片，有些甚至是西方世界也未有太多關注的作品。拙文原文大概三分之一在澳門《瘋刊》上登出，其餘部分（除了兩篇專訪短文）希望在這裡一併公開，為有興趣的華文影迷提供一個方便。
致敬單元
史提芬史匹堡《舒特拉的名單》
圖片來源：電影《舒特拉的名單》海報或許史匹堡《舒特拉的名單》沒有讓筆者要寫的東西，又或許《舒》片還要寫的東西太多太多。捧場《舒特拉》是否就是間接認同曾任納粹間諜的舒特拉生前已「將功補過」？若舒夫人真實世界中曾協助救援猶太人，為何片中對其如此輕描淡寫？不時聽到的「德國原罪」，盲目反對一切反猶主義的評論，以及德式的記憶文化（Erinnerungskultur），筆者都暫時拋諸腦後，決定專注在畫面的美。
《舒》是筆者在柏林影展唯一一部「攝時間」去看的作品，所以沒有看完結局就要離場趕看舊同學韋拉派特（Vlad Petri）的《革命之間》（Între revoluții）。
最沒想到的是，《舒》再讓筆者彈了熱淚好幾次。全片以英文原文原汁原味放映，配上德文字幕。要知道因為德國當年大量屠殺猶太人的滔天罪行，很多說話用德文講，今天聽起來幾近成了禁忌，片中德文和波文對白更是震撼。德軍所說最簡單的「快點」、「走」，成了極難入耳的詞語。波蘭「波奸」在「送」片中一群猶太女性到毒氣室時，筆者把波文「szybko」（快）聽成了髒話「cipko」（閪），又喊一餐。
觀畢，思考了好一陣了，沒錯史匹堡是猶太人，但也有幻想波蘭導演、德國導演，甚至是以色列導演會怎樣重塑這個故事。無可否認的是，《舒特拉的名單》已經超越電影太多，作為觀者，同時深入觀看同為重要。人在柏林，又開始了解波蘭的歷史，甚至是參與在同記憶文化有關的藝術項目中，大屠殺的歷史實在太接近生活了。史匹堡在《舒》廿五週年受訪時說到更重視仇恨的化解，的確，種族主義無處不在，這也就正是《舒》的最大警示。
經典單元
貝托魯奇《革命前夕》
圖片由作者提供一九七二年，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在羅馬住所接受法國電視人皮約旦（Roger Pillaudin）訪問。說一口流利法文的貝托魯奇說掛念從影以前獨身作詩的日子。不過這位自幼薰陶於詩人家族的大導演，始終還是找到了電影的歸宿，說長大成人後不再要盲目繼承衣缽。
筆者對洋字「詩意」的用法和「詩」的定義一直無法完全認同，但如果看過了貝托魯奇《革命前夕》（Prima della rivoluzione），不說這是詩的話，也就詞窮，說不出是甚麼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