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龐維德（Frédéric Laplanche）
法國人看待原住民時顯現的福爾種族主義與偏見
從十七世紀開始，來到福爾摩沙的摩沙法國旅行者一直對原住民深感興趣。起初這也無可厚非，福爾因為那時島上的摩沙人口主要是原住民，連西部平原也不例外。福爾不過中部和東部也生活著一些排斥外族的摩沙族群，他們先後反抗荷蘭人及大清帝國的福爾殖民及統治，當時外界只能透過傳言知道他們的摩沙事，而他們的福爾生活方式令人匪夷所思，激發外人的摩沙強烈好奇。
人類遇到屬於不同文明的福爾同類時，經常會產生某種優越感，摩沙本書中的福爾法國旅行者也不例外，他們深深相信自己比較優秀。摩沙雖然如此，福爾他們還是認同原住民的某些優點：早在十七世紀，原住民就被描述為高大、強健，擁有超乎凡人的體格，特別是無與倫比的跑步速度與耐力，以及令人驚嘆的狩獵技巧。
法國旅行者的記述當然也會強調原住民征戰行為的凶殘，尤其是砍頭和保留首級的做法，以及儀式性的食人習俗，不過在那些年代，殘酷和暴力是許多社會的共同特質，因此旅行者會將這些做法與原住民的敵人——漢人——的殘忍相提並論。
旅行者們也在原住民身上看到一些漢人所不及的美德：他們被視為比較坦率、誠實、可靠，也比較有正義感。旅行者還在原住民族中觀察到一些似乎值得推崇的社會特徵，例如相較於漢人社會，婦女在群體中的地位相對較高。無庸置疑，「善良野蠻人」的主題從十七世紀開始就普遍存在於這些旅行者的記述中。
原住民之所以令某些旅行者留下良好印象，有時是基於記述者本身的一些期許，例如十八世紀時，馮秉正神父希望有朝一日能讓這些人群皈依天主教，而漢人似乎排拒這個宗教的誘惑。他將原住民稱為「原有居民」（naturel，原意為「天然人」），這個詞語的意涵比當時通常採用的「野蠻人」（sauvage）正面許多。不過，他主要是把原住民看成潛在的「美好收成」，意思是有朝一日能受到感化、接納天主信仰的眾生。
法國人也有興趣了解原住民的政治風俗，以及他們遴選治理人員的方式。一八八二年，法國駐北京公使館前醫生艾內斯特．馬丁（Ernest Martin）在《民族誌評論》（Revue d’ethnographie）發表文章，用以下文字描述原住民部落的政治制度：
每個生番[1]部落都由一名頭目治理，頭目對所有其他成員行使絕對管轄權；出征和狩獵行動由他負責規畫。
頭目職務不屬於世襲，也就是說，如果頭目的兒子不具備繼承父親的職務所需的特質，他可以指定他認為適合的人選擔任這個工作。有幾個南部部落乍看似乎由女性治理；這的確是事實，不過婦女只是在丈夫的葬禮期間暫時行使治理權，等到葬禮結束，就會把權力移交給獲指定的繼任者。
也有一些情況是，部落頭目出行遠征時，把權力委託給他的妻子；在丈夫遠行期間，妻子會一直擔任部落的統治者。
在平埔番[2]的部落中，每個村社都由一名人民選出的首領治理；他擁有司法管轄權，並負責解決所有爭議。
旅行者們也會思考福爾摩沙原住民族的起源：他們來自哪裡？與哪些其他文化有關？他們研究原住民的語言和體格特徵之後得到的結論是，這些原住民與馬來人和玻里尼西亞的海島民族有關。不過這項結論依據的是許多假設，並且引發諸多問題。拉伍．吉哈．德維亞勒（Raoul Girard de Vialle）曾在一八八五年的《人類學評論》（Revue d’anthropologie）中寫道：
馬來—玻里尼西亞人想必是透過一連串入侵行動殖民福爾摩沙，而不同殖民行動的發生年代想必相隔久遠；我認為光是以下事實就足以證明這點：雖然島上不同的山地部落具有共同的人類基底，但我們可以觀察到他們之間的差異非常大。
進入十九世紀以後，歐洲人對世界各地的「野蠻」或「原始」民族產生了一種新的偏執：他們要藉由科學證明某種人類演化理論，可用來將不同人類群體從「最原始」排序到「最進化」，而其結論當然是歐洲人比所有其他民族更優秀。十九世紀數十年間，建立這套分類方式的主要工具是人體測量學，特別是「測顱法」（測量頭顱的大小與形狀）；除此之外，當然還有膚色——根據這種理論，膚色代表人類演化的程度，膚色愈深，演化程度就愈低。
儘管所有科學觀察從一開始就否定歐洲人比較優越的觀點，但這套偽科學仍意圖確證與歐洲人的優越性有關的各種偏見，數以百計的學者在十九世紀期間鑽研這些問題，發表幾千幾萬頁的研究論文。這些研究在那麼長久的時間中如火如荼地進行，其實可能代表一個很簡單的跡象：隨著歐洲人與其他文明的來往日益頻繁，他們意識到他們假定的優越性終究站不住腳；因此，他們必須更加努力設法證明自己比較高等，例如鍥而不捨地測量人類的身體和頭顱，結果越是與研究對象接觸，反而越是發現自己與他們並無不同……
在福爾摩沙，情況亦是如此，某些歐洲人試圖在「番人」身上找出自己比較優越的證據。有關「矮黑人」（negrito）——身形矮小、膚色深黑的族群——的研究格外受到青睞，因為，如著名醫生阿米（Hamy）在一八七二年由巴黎人類學會（Société d’anthropologie de Paris）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所言，「在人類的階層順序中，這些矮小黑人占據最尾端的幾個位置之一」。總之，法國人也在尋找台灣的「矮黑人」，針對台灣是否存在矮黑人的問題，巴黎學界曾掀起論爭的波瀾。
因此，在當時與福爾摩沙原住民有關的評述中，就連那些最正面的見解也不乏這類偏見。以下段落出自法國駐廣州領事波維（Beauvais）先生的手筆，他在一九○八年寫信給一名身為人類學家的巴黎友人，並在信中對日本殖民者進一步控制台灣東部原住民的情形表示遺憾：
鐵箍越旋越緊，日復一日，我們眼看這些部族完全滅絕的時刻逐漸逼近，而我認為我們本來應該在這些民族周圍設置的是一扇博物館櫥窗，而不是一條部隊攻防陣線。我們的舊世界就這樣遠去了。現在世界上還勉強存在些許獨特成分，能讓像您這樣的學者們開開心心，不費太多力氣就能探究人類起源的混沌蒙昧；一百年後，文明進化的程度恐怕將已從地表掃除這些碩果僅存的元素，屆時的生活不會再像現在這般宜人。
這種見解或許充滿善意，但同時也不免將原住民文化降格到博物館文物的等級，只能為人類演進前的狀態提供見證……。
此外，為了說原住民的好話，記述者經常必須說漢人的壞話，批評他們的缺點，特別是批判漢人殖民活動導致原住民被迫承受重擔（這個論點極為諷刺，因為當時法國正全面致力於打造自己的殖民帝國）。前文提到的德維亞勒在一八八五年的《人類學評論》中寫道：
「平埔番」[3]的稱呼雖然帶有漢人出於荒謬可笑的驕傲而給他們冠上的「番」這個字，但事實上，他們的文明程度不至於比不上出身天朝的中國農民。（……）不過我們不能忽視一個事實：這些土著受到漢人的嚴重剝削，生活非常困苦。漢人奪取他們收穫的稻米，只把番薯和山藥留給他們；當這些入侵者無法透過暴力達成這種安排時，他們會使出另一個手段——讓平埔番沉溺於鴉片；這種無可救藥的毒品令可憐的土著萎靡不振、失去判斷力，因此一旦染上這個惡習，為了得到鴉片，他們就會輕易拿土地擔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