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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閻連科:《聊齋志異》的妙,在於蒲松齡無意間寫出人類生活存在的巨大悖論

筆訪:犁客|筆答:閻連科

以《為人民服務》、專訪齋志《丁莊夢》等小說聞名的閻連異的意間中國作家閻連科,素以直視現實當中怪異亂象的科聊姿態書寫當代故事,是妙於故,當閻連科出版以古典文學《聊齋》為本的蒲松論述《聊齋的帷幔》及小說《聊齋本紀》,不免令人好奇:同樣反應社會、齡無檢視眾生樣貌的寫出中國古典小說那麼多,閻連科為什麼要談一本充滿妖異狐鬼的人類古典文學、又為什麼要以此為本創作新作?

讀了這兩本書,生活又會升起另一番好奇:《聊齋的悖論帷幔》將《聊齋》故事與古今中外的經典並置比較,直指「文學」的專訪齋志思索,而《聊齋本紀》的閻連異的意間奇趣與輕盈,敘事情調與閻連科的科聊其他作品明顯不同。

這些好奇,妙於我們有幸請閻連科直接解答。蒲松以下是我們的訪問。

  • 問:《聊齋本紀》裡的篇章是用什麼標準選入的呢?以康熙起始、故事連續串接的設計,是本來就想過,這回利用《聊齋》來寫?還是讀《聊齋》時出現的想法?這樣的設計在創作時有沒有遇上什麼難以解決的意外問題?

答:非常感謝您的採訪。

《聊齋本紀》的寫作,是因為很早有重寫《山海經》的妄念,後來沒有成功,就轉而來寫聊齋了。在動筆寫作之前,我心裡有個大致結構上的設想,但具體到小說篇目上,並無選什麼和不選什麼的具體安排。在寫《聊齋本紀》前,我是想在這部小說裡多多關注人的情感和愛,也就在情感和愛的道路上,遇到聊齋中具體的哪篇寫哪篇,絲毫沒有精心的考量和準備。所以你看到的《聊齋本紀》中,相關聊齋故事的,大多連篇目的順序都還和《聊齋志異》中的篇目順序相一致。

就《聊齋本紀》言,這部小說的寫作是相當隨性、自由的,寫作中沒有遇到任何意外的瓶頸突不破。實實在在說,在我大半生寫作的十八部長篇小說中,唯《聊齋本紀》的寫作過程給我帶來了少見的愉悅和輕快感。那種輕快和自由,如同抽大煙,也如同相會情人樣,在我之前的任何小說中,都沒有這樣寫作的快樂和自由。

  • 問:您在《聊齋的帷幔》提及「四大奇書」、「六才子書」等等由來,而此等名頭一直都是帶著選評者自身背景與階級、同時反應當時社會情狀的選擇。由您選擇的話,會採用哪些標準將哪些古典名著歸於「幾大奇書」或「幾大名著」?

答:是的,如你說的樣。當我們面對偉大、浩瀚的中國古代文學時,任何的選評都有選者的好惡和偏頗。而更糟糕的情況是,這種選評還往往會有階級性,有權力意識在其中。就我個人言,我更喜歡的是《紅樓夢》《西遊記》《金瓶梅》《聊齋志異》和《三國演義》這五部書。至於說為什麼是這五部,是因為我個人面對寫作和閱讀時,我是相當「重口味」的人。

我喜歡小說藝術的極度、極度個人化;喜歡小說在情節、細節和內容上的超想像的極端、極端化。而以上五部長篇,都滿足了我說的那種極度和極端。但我以為,《水滸傳》也是偉大的小說——儘管在它的故事內容上,在今天看來,有太多的腐朽在其中。可這種腐朽,說到底也多少是我們中國人、中國歷史和中國生活的某種真實之存在。

  • 問:您將《聊齋》與西方名著的並列比較,讓人印象深刻,例如〈東海孝婦〉與《百年孤寂》。從神話出現以來,文學一直不囿於現實,或者說,符碼化的文字其實真正有力的功用在於指出非真實之物事。您認為創作的時候,想讓讀者將書中的「非真實」視為「真實」,最重要的技巧是什麼?您都是怎麼做的呢?

答:不是技巧,而是思維。

在我們的華語寫作中,我們對十九世紀現實主義的真實觀我以為過分崇拜了。這種與生活經驗相對應的真實和在經驗真實基礎上的想像——不是想像,更像是延伸和發展出來的「可能性真實」的真實觀,事實上已經約束、羈絆了我們的寫作。從「真實」的角度說,已經使我們今天的寫作,變得單調和單薄。

也正是因為這個,近年讀到駱以軍、吳明益、黃錦樹和張貴興等作家小說中那些超越了我們所必須通過經驗才可以理解的那部分「超真實的真實」時,非常令人興奮和激動,閱讀中直想向他們敬禮和鞠躬。是他們的寫作,在真實的表層上,讓我們華語文學變得不再那麼簡單和單薄了。

關於將《聊齋志異》和西方現代名作如《百年孤獨》《佩德羅.巴拉莫》及卡爾維諾的小說放在一塊比較和論證其真實和非真實,關於人與非人等分析,除了聯經出版社現在出版的《聊齋的帷幔》,我在去年底,還和《發現小說》的寫作樣,完成了《小說的信仰》一本不太長的文學隨筆——不能算理論,是文學隨筆那樣的文字。

其中「以真實為信仰」之文學的基石和寫作的始發與終點,討論了在我們今天的寫作裡,除了我們所理解的「經驗真實」、「可能性真實」外,還有在二十世紀文學中貫徹始終的「不真之真」、「無法驗證的真實」、「超真之真」和「反真實的真實」,以及「小說形式的真實性」等問題。

而這些不真之真、無法驗證的真實和超真之真、以及反真實的真實,在《聊齋志異》中都有所體現和實踐,也正是從這個角度說,我極其推崇《聊齋志異》這部古典而又現代的偉大作品。《聊齋的帷幔》和《小說的信仰》這兩本小書,可能相當偏頗和偏激,但它們非常個人化,會有許多同行不贊成,可這也至少說明瞭小說的真實,不單單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經驗真實和想像的可能性真實的真實觀。

對我來說,小說的真與不真,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個作家能寫出真實中的「真實性」。我對《聊齋志異》的崇敬也是從這個真實性的角度出發的。所以關於小說的真實和真實性,不是一種寫作技巧,而是一種文學觀和思維的方法。《小說的信仰》已經得到了聯經出版社的支援與出版之安排,但我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出版。

  • 問:您認為《聊齋》將人間愛憎美醜、光明黑暗以非人之物描寫的用意或好處何在?

答:《聊齋志異》的妙,就在於蒲松齡在無意間,寫出了我們人類生活存在的巨大悖論。我們讀《聊齋志異》中的故事,通篇讀下來,會發現小說中的人,無論是小說中的書生、百姓、商人、農夫、朝官,無論什麼樣人,大都對世俗生活充滿著不滿、怨氣和慾望;而那些狐狸、魂魄、蟲豸、花草和仙異,卻都對人間的世俗生活充滿著嚮往和愛。

蒲松齡一面寫盡了人在人間的黑暗和困境;而另外一方面,又寫盡了非人之人給人間生活帶來的無盡的美和愛。蒲松齡這無意間寫出的悖論之存在,是《聊齋志異》最為深刻的地方。如果說寫作之「用意」,我想這就是《聊齋》神奇的無意之意吧。

  • 問:您提及西方故事裡出現的是「人性的動物」,例如各國寓言或傳說中的狐,而中國的動物則直接以「人」的樣貌出現,您認為這種差別是怎麼產生的呢?將動物行為擬人化,或者把對人的諷刺規誡套到動物上去,這做法想像起來似乎比較直覺,您認為中國古人為什麼會反其道而行、把動物寫成人?

答: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而是偶然形成的不同吧。

文學也和歷史一樣,許多的東西在今天看來都是無意、偶然的結果。為什麼我們的《山海經》更多是地理上的載記和想像,而不是如古希臘神話樣,更多的筆墨是落在人和人相關的神身上?更不是如《聖經》樣,那麼完整地書寫「人從哪裡來、要到那裡去」?

其實,我對這方面的閱讀、瞭解非常有限。我無法說清干寶在寫《搜神記》時,一上來就讓「動物為人」之用意。但無論如何說,我很慶幸我是干寶的同鄉,為我們河南人為中國文學貢獻了第一部小說而驕傲。

  • 問:書生的故事大多提到仕宦之後的空虛和無常,但狐或鬼的故事仍常把「兒孫當官」視為成就福報。您認為這是無意間流露了自己仍對功名有所渴求的心理,或者是他念及讀者普遍的標準觀而這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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