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Ciwang Teyra等
第二章 原住民同志運動者的日常人權現身與抵抗
（前略）
柒、我是生活社會雙重身分誰？是個體還／也是集體？原住民同志在新自由主義社會的拉扯
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人、中的志具追求展現之中物、運動原住運爭資訊等不再受限既有的民同疆界，透過蓬勃發展的邊緣網路、交通與科技得以快速的夾雜交流，使得傳統社會組織與規範沒落，同運體權個人得以從傳統社會制度中解放。個人此過程也使得個人的和原自我界定不斷變動與擴張，個體可能因此具備多重社會身分，取集也面臨不同多重身分帶來的日常人權切割化，加深當今社會人們對於自我認同與探索的生活社會雙重身分想望，使得回答「我是中的志具追求展現之中誰」的命題更加重要且困難（黃應貴2015）。
原住民同志的運動原住運爭處境艱難，同時承接同運強調「做自己」的個體化追求，又在原運追求族群自治、文化傳承等「要團結」的意識中失去位置，其中原住民族各族群存在不同尺度的集體的文化意涵與政治意涵，也與新自由主義追求的個體原子化相互衝突。
原住民同志具雙重邊緣身分，夾雜在同運追求個人人權展現和原運爭取集體權之中，使其在「性別運動中為多元性別做自己，在原運中為族群權益與自治要團結」的社會運動論調中找不到可依循的參考座標。嘎兆曾身穿族服配件參與遊行，引來部落議論：「這個人憑甚麼就代表？他說他是○○部落人，他能夠代表○○部落講話？」由於過去原運部落主義強調個別族群或部落發展成一個具有主體意識的文化與政治的集體（台邦．撒沙勒2004），強化特定傳統服飾代表特定族群或部落的意識，故穿戴族服不只是個體族群身分的展現，同時也是族群整體的象徵。
然而，嘎兆認為「我沒有代表整個○○部落，我是代表我自己」，呼應新自由主義下個人對於個體化的追求，與原運強調的集體權利產生碰撞。另一方面，當原住民同志以個體現身同運時，族群身分被識別往往同時要承擔原住民族刻板印象，而非只是單一個體。以在遊行中穿著族服為例，雖然原住民同志欣喜能在遊行中展現自己的族群認同，但當被辨識出為原住民時，也擔憂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的負面刻板印象會加諸在其身上。在如此追求集體符號與個體意志的衝突之下，原住民同志時常處在進對兩難的情境。
原住民同志在雙重邊緣處境下往往造成身分的切割，同時面對原住民族社會對同志身分的不理解，以及非原住民同志對原住民族的歧視造成的負面感受與低落的自我價值，如咖啡在PTT的發文招來否定，強化多重身分認同的拉扯張力。即便只看單一的族群身分，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強調個人權利下，身分認同不斷重組與詮釋，族群內部的認同漸趨多元，過去與當代的原住民族認同已不全然相同。
而原住民同志面對族群身分雜揉性別身分備受殖民與污名，又受到宗教、階級等多重身分認同的相互影響，原住民同志發展出與非原住民同志殊異的受壓迫經驗，使得「我是誰？」的追尋與實踐之路顯得更為顛簸。
因此，面對多重交織的困境，原住民同志的現身經驗值得被關注與認識。透過現身，讓其他身陷在污名與殖民的認同迷惘中的原住民同志有明確可以對話的對象和參考經驗。猶如嘎兆提到：「在部落也看到很多弟弟妹妹他們比較辛苦一點…所以我會特別想要來做。」由此看來，現身不僅是自我認同的宣示，同時也期待藉此讓後人有更安全探索的可能。
除此之外，聚集也扮演重要功能，除了組成互助團體，例如：三位參與者接觸到熱線後又成立原同盟，讓具有同樣身分的人透過彼此陪伴促進增權，包含意識自身身分背後的結構性弱勢，培養抵殖民意識與發展批判性論述達到意識覺醒，進而成為推動原住民同志權利的倡導者，促使原運團體和同運團體得以看見原住民同志的存在與需求，為後人創造未來安心自在，得以好好生活的環境。
捌、集結成群的行動
同運發展至今，雖然同志已經可以藉由《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享有部分婚權，是台灣同運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對原住民同志而言，其同志身分與家庭關係、部落關係以及家庭與部落關係仍是困境，加上基督宗教在部落的影響力，現身做自己且被接納仍充滿挑戰。三位參與者就其行動經驗，分享對原住民同志運動的期待，希望藉由一群人的集結以號召更多人參與，共同發展本土化的性別觀點，讓部落更有彈性地看待多元性別議題，並在部落開創出性別友善空間，使原住民同志得以自在地生活。
「有一群人」、「參與組織」是本文參與者多次提及的概念。「一個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可以走得很遠」，這句話經常在團隊工作中用來提醒團體合作的重要性，在原住民同志運動的經驗中亦是。研究美國雙靈人（Two-spirit）的著名學者Karina Walters在其研究中也強調，除了正面的族群與性別認同態度，來自社區或社群的支持及緊密連結有助於雙靈人及原住民同志緩解來自性別與族群歧視的壓力，使其有正向的健康與心理幸福感（Chae and Walters 2009; Walters et al. 2006）。
社群連結除了讓受壓迫者感受到自己不是唯一面對此困境的人，相同經驗同儕的交流也易讓其感受到高度同理與支持，並藉由他人的歷程檢視自己，有助於覺察自己的框架及視角如何被社會結構所建構，進而反思與解殖。此外，吳紹文（2004）也指出台灣原住民同志傾向藉由集結同盟面對或抵抗外界眼光。社群如同個人的保護傘，特別是同志議題在部落相對具有爭議性，社群的名義與集結能保護個人免於直接承受來自部落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