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1拖19”，“超载”的基金经理真有超强能力？

一位基金经理同时管理多只基金拖19被称为“一拖多”现象，最多亦被基民戏称为“超载”。超载这些基金经理管理的金经基金规模自然不小，与规模挂钩的理真力薪酬亦水涨船高。但他们确有为基民赚钱的有超能力吗？

2025年1月23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拖19要进一步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和薪酬管理制度，最多着力强化基金公司、超载高管、金经基金经理与投资者利益的理真力绑定，防止出现重规模、有超轻回报拖19经营倾向，避免片面地追求规模，最多不重视投资者的超载回报。

基金经理“一拖多”现象是否普遍？这些基金经理是否确有超越同行的赚钱能力，还是纯粹片面追求规模？海外是否存在同样的现象？

早在2024年10月，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制2024年“金标杆”——公募基金损益榜之债基榜（详见《89家基金公司2041只债基，谁跑赢谁跑输？）时，已发现基金经理“一拖多”现象频仍。

南方周末此次将基金经理“一拖五”或以上的行为定义为“一拖多”现象，并对全市场2810只主动管理型基金进行研究发现，一拖多现象相当普遍，而且业绩分化较大；再对比研究美国25083只主动管理型共同基金发现，一拖多现象亦不罕见。这说明基金业“一拖多”并非我国独有现象。但不同的是，国内基金经理薪酬挂钩多偏重于基金规模，而美国则多偏重于业绩。        

最多“一拖十九”

基金经理“一拖多”现象有多普遍？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根据Wind数据筛选统计后发现，截至2025年1月17日，国内共有417个公募基金经理存在“一拖多”行为。其中，8个基金经理同时管理着10只或以上主动型基金。更有甚者，一个基金经理“一拖十九”，即管理了19只基金。

有意思的是，这8个基金经理管理的多只基金均成立在2020年以前。当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下称“中基协”）发布的《基金经理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工作指引（试行）》（下称“指引”）明文规定，基金管理人应当确保兼任基金经理具备充分履职能力，合理调配同一基金经理管理的公募基金和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数量，原则上不超过10只。

上述8位基金经理的“一拖多”属于“擦边”行为。

哪些基金管理公司“一拖多”现象最泛滥？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根据Wind数据筛选统计后发现，32家公募基金公司存在“一拖多”现象。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最为突出，20个基金经理同时管理着5只或以上主动型基金。

这种现象在哪种类型基金中较多？

研究发现，“一拖多”现象程度高低依次为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与这三类基金在全市场中的占比类似。由此可见，“一拖多”现象在不同类型基金中的比例相当，是全市场的普遍现象。

但基金经理“一拖多”现象并非中国独有。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统计研究发现，截至2025年1月17日，美国1700多个基金经理存在“一拖多”行为。虽然“一拖多”比例远低于我国基金业，但夸张的是，其中一个基金经理同时管理221只基金。

明星基金经理业绩差

“超载”之下，基金经理是否能力超强，可以兼顾不同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计算得出，国内417个“一拖多”基金经理旗下基金一年期累计单位净值增长率极差均值为8%（详细计算方式看上图备注）。通俗而言，在同一个基金经理管理的所有基金中，不同基金一年期收益率最高与最低差值达8%。

而在美国“一拖多”基金经理所管理的所有基金中，这个差值仅为5.82%。

“一拖多”基金经理因旗下基金较大的业绩分化而被质疑概率博弈。对此，一位公募基金经理向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解释称，有的基金经理能力圈很大，发行多个不同投资风格或不同类型的基金无可厚非。与此同时，很多行业有周期轮动性，同一个基金经理管理的每只基金收益率有较大差异亦是正常现象。如果从分散配置的角度看，在能力圈范围内发行不同类型的基金较为合理。希望公众能够从更宽容的态度理解这个问题。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比对前文提及的8个基金经理的业绩。这些基金经理旗下基金极差较大（最高达19%），但1年期、3年期和5年期累计单位净值增长率均值均为正数，且与同类型基金的收益率均值相当。

但个别“一拖多”基金经理管理的多只基金整体业绩较差。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根据Wind数据统计，5个“一拖多”的基金经理旗下基金1年期、3年期和5年期累计单位净值增长率均值均为负数。其中，多年以来备受基民关注的明星基金经理刘彦春赫然在列。Wind显示，截至2025年1月17日，刘彦春管理的6只主动型基金的1年期、3年期和5年期累计单位净值增长率均值分别为-1.56%、-26.09%和-3.58%。

“多管一”互补模式

上述研究表明，“超载”并非我国基金经理独有现象。即便在我国，基金经理“超载”亦不违规。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调研发现，对于基民而言，基金经理能否为其赚钱才是关键。换言之，基金经理需有匹配其“超载”体量的专业能力。基金管理公司如何决定基金经理是否“一拖多”，如何考核“一拖多”的基金经理，更是基民最为关切的话题。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发现，虽然《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已明确规定，不得将规模排名、管理费收入和短期业绩等作为薪酬考核的主要依据，但不少国内基金公司对基金经理的考核仍与规模有较强的关联性。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国内各基金公司薪酬体系并不透明。基金公司仍可绕道将薪酬与规模挂钩。未来，若基金公司能公开薪酬考核体系，并让社会公众监督执行，基金公司站在基民角度考虑问题的可能性将大幅提升。

美国基金业的做法值得借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曾在2004年8月23日通过一份关于要求注册管理投资公司披露有关投资组合经理信息修正案。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发现，在此案约束下，采取长期业绩考核机制的投资公司或基金公司脱颖而出，并且拥有比施行“规模为王”考核机制的公司更高的基金经理留存率。

与此同时，美国大部分基金管理公司对“一拖多”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采用“多管一”的模式，即这些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至少配备一个联席基金经理。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深度分析这些基金经理的情况后发现，这种模式或可解决一个基金经理能力圈的限制，从而使其管理的多个基金达到风险可控和收益可观的效果。

以富达管理与研究公司的两位基金经理Andrew Dierdorf和Brett F. Sumsion为例。根据Wind数据统计，两人至少同时管理了221只基金，这些基金近1年累计单位净值增长率均值为7.22%。根据公开信息可知，Andrew Dierdorf曾有过保险精算的工作经验，Brett F. Sumsion则有多年的资产配置和组合管理经验。

国内基金管理公司较少采用“多管一”模式。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还发现，即便有公司采用类似模式，亦是“老师父”带“新徒弟”模式，而非能力圈互补模式。这或与当前国内基金经理较多，但某一方向能力出众的基金经理较少的现象有关。

上述接受调研的公募基金经理向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分析称，目前“好”的基金经理不多，所以要尽量让“好”的基金经理多发基金。唯有如此，公司才能最大化地发挥这些基金经理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