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內容為「在場」非虛構寫作第一季發布會之一。戴伯代女地讓講者戴伯芬，芬Ｘ是顧玉桂「在場」第一季二等獎，〈末代女礦工——張桂的玲對生命敘事〉作者；顧玉玲，作家，談末台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礦工
〈末代女礦工——張桂的張這女真實生命敘事〉是對個人生命的回憶和敘說。作者戴伯芬深掘史料還原歷史脈絡，生命上何講述台灣日治時期至今礦場變遷的敘事歷史，礦業市場變動導致的評價勞動樣態轉變，再現女性礦工在礦場家庭生活日常點滴。樣貌
戴伯芬：談到礦工，呈現大多數人想像的戴伯代女地讓畫面都是男性礦工，但我小時候就知道我阿嬤（外婆，芬Ｘ母親的顧玉桂養母）是礦工，全家都住在礦場宿舍。我在台北出生、長大，小時候父母都已經離開礦場，父親又不喜歡我們回娘家，我與礦場的關係非常疏離，阿嬤反而像是遠親。 這三十年間，我做了許多不同主題的社會學研究，但回到自己，突然發現我與自己的生命經驗是斷裂的，而對這樣的斷裂無動於衷，我說的是別人的故事，爭取的是別人的權益，為什麼我沒有看到近身的阿嬤？
大約十幾年前，我就想寫住在海山礦場的阿嬤，這顆種子埋了好長一段時間。在社會學學界，較少以自敘形式寫作，多數是心理學取徑。如今我年過半百，已經很熟悉學術規範和審查制度，也完成了學術界對我的要求，但我自己想要做什麼？與我對話的學術界人士經常不瞭解我所要表達的意念，又要以國外文獻與台灣的本土經驗糾纏，這樣的遊戲玩久了，對學術界的文字生產方式感到倦怠，想要尋求突破。其中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瞭解我的阿嬤。
在拿到「在場」獎學金開始寫作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阿嬤的故事，尤其是那些礦場生活的細節。對於底層的人來說，他們的生活世界稀鬆平常，不值得像偉人傳記那樣大書特書，他們很少講自己的生活經驗，更不用說，是痛苦而不堪回首的記憶。
我之前沒有進行過「非虛構寫作」，甚至這個說法也是第一次聽到。感謝「在場」評審委員的肯定，令我不得不在短短三個月之內完成初稿，這比一般的學術研究週期（包括田野調查、論文等）都要短。如果不是「在場」的截稿壓力，想歸想，我大概還會一直擺在心裏。
社會學的想像
寫完這個故事，我看到了阿嬤的成長經驗和她的困境。困境當然不是她個人造成的，個人的困境必須要放在社會結構之中去理解。米爾斯（C. Wright Mills）《社會學的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幫我理解了阿嬤的一生為何如此辛苦。作為女性研究者，我也會從女性主義角度出發，思考一個女礦工可能遇到什麼樣的經歷，女礦工與男礦工的生命經驗、家庭角色又有什麼不同。
為了把阿嬤個人的經驗和台灣歷史的結構變遷連結在一起，我一邊把阿嬤的生命事件列成年表，另一邊列出台灣社會的歷史年表，為此，我爬梳了日治時期到光復之後的歷史資料，包括台灣政治變遷，還有台灣礦業史的專門資料。兩相參照，可以理解阿嬤生命中的變化到底是因為大時代的變遷，還是因為家庭結構的變故？
在詮釋的過程中，我必須做一些取捨：到底什麼樣的主題要被再現，用什麼方式再現？作為社會學學者，我習慣提問或回應他人的疑問。比如許多人都會疑惑，女性有入坑工作的嗎？如果女人不能入坑，原因是什麼呢？目前最流行的說法是政治論，即蔣宋美齡曾經參觀礦村，發現夫妻同時下坑工作很危險，如果發生災難，會使家中的孩子同時失去父母，因此下令禁止女性下坑工作。爬梳資料之後我發現，蔣宋美齡確實曾經造訪屏東「礦協新村」，但這並不是礦村，而是空軍眷村；反而蔣經國先生確實到訪礦村，而且正是阿嬤工作的海山煤礦。或許這一說法只是為了呈現政治人物的親民形象。
另有一說是禁忌說，女性入坑會招厄運，但明顯與事實不符，是道聽途說。最可笑的是秩序說，認為坑內燠熱，男女混雜，會產生情感糾紛，這一說法的提出者完全不瞭解台灣礦坑工作環境。礦道深入地下兩、三公里，煤巷之間距離遙遠，礦工們在黑暗的坑內工作，根本看不清楚對方，再加上煤巷內的工作輪調，經常連旁邊工作的是誰也不知道，又何來男女曖昧之情？
但為什麼女性入坑工作會被視為禁忌，而女礦工在歷史上彷彿消失了？大概都是因為女性在礦場是邊緣人物，沒有被看見。日治時期女礦工的人數只有礦工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工時既不穩定（4-13小時），工資也遠低於男礦工（坑內台籍男工為女工1.3-2.1倍，坑外台籍男工為女工1.1-1.9倍），大多數也做二手工，輔助男性。
台灣礦災頻繁，礦災之後，女性失去了丈夫，就失去了家庭的經濟支柱，這時候女性應該如何自處？誰來養家活口、誰來養兒育女、家人關係會發生什麼變化？在礦場環境的變遷之下，職場環境也發生很大的改變。台灣礦業面臨礦脈衰竭時，需要不斷挖掘更深，礦工承擔的風險更高，以至於1984年發生了三大礦災。社會大眾在道德上無法接受以礦工的性命換取煤礦，從經濟角度而言，在台灣生產煤礦比進口煤礦的成本要高一倍以上，這也導致了女性（包括我阿嬤）職場生涯上的變化。
首先，從家庭經濟來說，女礦工在先生過世之後，只能舉債度日，實際上，多數礦工都入不敷出，一直向公司借錢，也導致被公司綁定；這也由於礦業工作的風險有關，許多人都不知道下礦之後能否活著出來，因此「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一種享樂主義的氣氛。其次，會導致兒女學業中輟，如我母親、舅舅皆因此輟學。最後，女性可能還要出去外面打黑工，作為權宜之計。
在家戶勞動方面，外公過世之後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養兒育女和操持家務的責任落在了阿祖（阿嬤的婆婆）身上。這位婆婆因為兩任丈夫都去世，一直都被左鄰右舍視為「剋夫」，礦災之後，她把怨氣發洩在阿嬤身上，認為是她剋死了兒子。阿嬤既不得不依靠阿祖幫忙，也不得不忍受她加諸於身體和語言的暴力。同時，阿嬤還要忍受小舅的欺凌，最後還要照護兒子和婆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