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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大象席地而坐》與明代袁宏道的文學觀,反映了不同時代的抑鬱社會心理

上星期四下班後帶了小披薩回家後,電影大象代袁的文的抑便守在電腦前看《大象席地而坐》這部中國電影,席地學觀全長將近四小時的而坐長片,看得我坐立難安。與明鬱社難安的宏道會心不是電影太長而耐不住坐,而是反映這部電影徹頭至尾太過陰鬱,先前看原著小說《大裂》都還沒這種感覺。不同

其實我頗喜歡看中國電影,時代撇除那些風花雪月和暢銷賣座片,電影大象代袁的文的抑那些非主流、席地學觀非賣座,而坐尤其是與明鬱社探討人性心理與社會互動的影片,亦能受到我的宏道會心青睞,即便拍攝運鏡或視覺藝術有點陽春,反映但敘事卻能真正深入人心幽微面。不同換個角度來說,與其看著虛構下的情節,人與社會的轉變脈絡才是我較感興趣的部分,如同出國旅遊時,最讓我感興趣的永遠是觀察當地人的日常。

或許正因為如此,會讓我想看的「中國小說」,題材大多和人與社會之間的互動有關,真正的純文學(風花雪月類、無病呻吟類)反而較不會看。小說也算是間接投射人對所處社會的設定,不諱言接觸到的中國小說氛圍都很陰暗、鬱悶、死寂、蒼灰,其中帶給我最強烈衝擊的作家作品是閻連科《日熄》,投入閱讀情境中讓我數度想要逃離,雖明知小說故事的虛誕荒謬,卻也沉重到讓我快要讀不下去,心情會隨著陰鬱很久,若不是因為花錢買了書,我應該不會想要讀完它。後續搜尋作者背景,才知道他有「荒誕現實主義大師」之譽,他有數本小說(包含這本)都被中國列為禁書,更別提及這些書都是在中國以外的國家出版,更奇妙的是作者本身還是解放軍人退役。

回到《大象席地而坐》這部電影,會知道這部片正是金馬獎的緣故,就整體拍攝情境而言,很難想像它與得獎的連結,不過它的敘事方式卻能很直接呈現「人味」,亦即我們對於有些人的言行表現難以理解,我們自己也不會有如此的言行表現時,透過這部片的詮釋卻又覺得很自然;而當你又用我們覺得訝異的視角來看待劇中人物的言行表現時,有時他們看似冷漠的謬論詮釋,又似有種生存哲學之道,不論你是否認同,但他們就是用這套堅信來存續著,於是荒謬堆疊出了更多荒謬。

看著劇中的詮釋,人們彼此之間的相處沒有同情、沒有同理、沒有憐憫、沒有諒解、沒有信任、沒有包容;換個角度說,人們彼此間的生存價值,物質量化的高低才是一切的決定因素,什麼是人性的光輝面?遍尋不著。

最近在課堂上到明代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這篇文章,這篇課文就是非常明顯的風花雪月小品文,而這類文章通常不會和我有太多共鳴,但是作者袁宏道的時代背景卻讓我感到有趣。「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是明代公安派的文學主張,表面看來是隨興做自己的風格,其實也是反面突顯時代政治下的壓抑禁錮,使得袁宏道渴求內心解放。這一脈絡下的思想啟蒙正源於明代思想家——李贄,李贄的解放思想部分受到王陽明心學影響,但李贄卻比王陽明走的更前衛狂放,若說王陽明「心即理」和宋代程朱的「性即理」是某種相對概念,那麼李贄思想對於程朱理學的反動則又更強烈。

承上,又為何李贄思想能如此狂放並啟蒙不少人?多少也反映李贄對當代社會的封閉守舊、傳統迂腐、政治追殺和假道學等諸多不滿。所以對明代歷史稍有概念的人,便能理解晚明政治的肅殺氛圍、朋黨鬥爭等,這些都是袁宏道多次想辭官引退的原因,或許他的早逝也和這些壓力有關吧。再換個角度看,為什麼袁宏道重視小說、戲曲、民歌?因為在文學背負「宗經載道」的傳統包袱下,這些「娛樂文學」是非主流的「俗文學」,搬上不大檯面,故而一派文學主將竟然熱衷這類非主流文學,若不是生活太苦悶想尋求歡樂以寄託,要不就是向「主流假道學」來宣戰。

所以「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解放渴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塑而成,對照袁宏道反擊的擬古派前後七子,迂腐到抄襲都還理直氣壯。若是這些脈絡沒有經過詮釋與梳理,光看袁宏道的浪漫字句,定會認為他就是不問世事,整天過著風化雪月和美好想像的人,實則非也!試問一個逃避現實的人,吳縣百姓怎麼還會給予這袁縣令高度評價,這不是很值得探討嗎?

回到《大象席地而坐》這部片,我很佩服原著小說作家兼電影編劇和導演——胡波(筆名胡遷),將近四小時的陰鬱長片,那是內心要累積了多少負面思緒,才能堆疊出如此讓人有感的作品。想到當初我在整理父親過世後的影音照片時,光是幾秒鐘的片段,就要讓我耗費許多心神來整理情緒,整理好了才能繼續下一步,或許我這例子套用在胡波身上不見得適切,但多少可以想像那種感覺。

而這部作品的產出,多少也能感受到他對所處社會是如何設定,或許很難明言他對所處的中國社會感受絕對是如何,但至少確定看不出期待,甚至悲觀。然而當片商因成本考量決定修剪片段,胡波因為堅持不讓步,最後選擇自殺以明志時,我不願意評論他這做法是好或壞,但卻著實能感受到他內心對中國社會失望的崩潰臨界。

除了胡波,幾年前耳聞了某位中國導演賈樟柯,他的電影作品也是走非主流路線,卻也真實投射了對中國社會的設定,曾經看過他的《天注定》這部片,雖然也是聚焦在社會小人物上,但因為取材自真實事件改編,故而看起來更值得省思,而這部片也似乎「從未正式」在中國媒體上曝光過。胡波和賈樟柯的作品,對象都是鎖定在「小人物」,其實這個發展脈絡和台灣很相似,因為台灣文學分期走到一九七○年代以後,便以「鄉土文學」的定位來發展,共同特色都是以「社會不起眼的小人物」為主角,並由小人物主角的個人視野呈現整體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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