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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的邏輯》:絕大部分的經濟理論學家,都企圖徹底忽略人類互相模仿的影響

文:布侃南(Mark Buchanan)

微妙的隱藏影響連鎖反應

絕大部分的經濟理論學家,都企圖徹底忽略人類互相模仿的邏大部都企底忽影響。目前在經濟學家的輯絕經濟理論裡,還經常出現一個觀念,分的仿叫做「代表性個人」;它是理論略人類互說,如果有某件事發生,學家相模例如巴黎的圖徹暴動,而你想知道一群人對這件事會有什麼反應,隱藏影響你可以完全忽略人和人之間的邏大部都企底忽互動。

每個人都會留意到發生了什麼事,輯絕經濟然後獨自決定要不要加入暴動。分的仿依照這種想法,理論略人類互如果有百分之二的學家相模人參加暴動,表示這件事有足夠的圖徹「情感力」和影響力,可以吸引百分之二的隱藏影響人採取行動。

這個觀念是這樣的,你可以把群眾想成具有某種「性格」,可反映出組成成員的平均特質。這種思考方式很清楚地暗示,事件的後果和觸發它的原因是成比例的;微小的原因永遠不會造成巨大的衝擊。

如果你要使自己理論裡的數學很簡單,可以用很簡潔的方程式來推導,而且給人一種確定的錯覺,那麼「代表性個人」的觀念是很了不起的;但若是你想要解釋真實的世界,這個想法就不行了,因為它忽略了像那個覺得「放火燒車很有趣」的男孩那樣的人。

這個觀念所錯過的是,讓暴動開始形成的事件,不一定也是使暴動繼續下去的事件,或決定最後規模的事件。第一個開始暴動的人,可能是自己決定的,但有一百人開始在街上砸東西之後,第一百零一個決定參加的人,動機就完全不同了。當你認識的每個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時,加入他們就沒有那麼困難了。

很多犯罪事件的發生,似乎也循著同樣的模式。例如在十年前出現了一件很重要的研究,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格雷瑟(E. Glaeser)、塞色多特(B. Sacerdote J.)和申克曼(Schienkman)發現,不同地方、不同城市甚至同一城市的不同區域的犯罪率高低,不能僅用當地經濟條件的不同來解釋,因為犯罪率隨地域不同之差異性,比經濟條件的地域差異性大得多了。

但是如果假設,在犯罪率比較高的地區,比較容易引誘其他人犯罪,就能解釋犯罪率的變異。

他們還發現,一些輕微的罪行,如偷東西或偷車,特別有引誘犯罪的效果,比較嚴重的犯罪像強暴、潛入住宅和搶劫,引誘的力量就小很多;至於縱火和謀殺這類重罪,引誘犯罪的力量最小。

一九七八年,史丹福大學的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首度提出一個很聰明的方法來分析這類情況。受到謝林用「原子物理」方法研究社會科學(見〈前言〉)的啟發,格蘭諾維特試著把事情簡化到最根本的狀態。

以社會暴動為例,大部分的人都不會無緣無故引起暴動,但格蘭諾維特認為,我們也許會在適當的時機加入暴動,譬如我們受到足夠「推力」的情形下。

換句話說,我們都有某個「門檻」,決定自己要不要加入暴動。如果街上已經有十個人在騷動,有人就可能會加入。但有的人比較沉得住氣,可能要有六十或七十個人在騷動了,才會加入。某個人的門檻標準,和很多事情有關,例如人格特質或面臨處罰的威脅等等;有些人可能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投入一場暴動,但另外有些人可能一觸即發。

從邏輯的角度來說,面對任何特定的情況,每個人都會有某個門檻值,只是這個門檻值很難實際明訂。

按照格蘭諾維特的說法,門檻值反映出「個體感受到做特定一件事(在這裡就是指參加暴動)會得到的效益超過成本」的那個臨界點。但重點是,成本與效益孰高孰低,不但與個人的偏好有關,還要取決於其他人在做什麼,以及有多少人在做同一件事。這時候,門檻值的存在,僅反映出人際相互影響力的大小,這使得群體的行為極難預測。

舉個例子來說,假設有一百人,每個人對加入一場暴動的門檻值分別從「0」到「99」;某人的門檻值是「0」,有個人是「1」,有個人是「2」,依此類推。在這種情況下,大型暴動是無可避免的。那個門檻值為「0」的「根源」人物,隨時一觸即發,接著門檻值為「1」的人就加入行列,暴動的情勢就逐漸升高,最後連「高門檻」的人也被影響而加入暴動。

但要請大家注意成員之間門檻值的微妙連鎖關係。若是把門檻值為「1」的那個人移開,當第一個人開始鼓譟、動手時,其他的人只會觀望。如果沒有第二個人加入暴動,就沒有後續的連鎖反應了,因此,其中某個人的性格稍微改變一點,就會對全體產生很大的改變。

然而,就像格蘭諾維特指出的,敘事型的解釋,會漏失掉這種微妙的細節,而錯把結果歸因到群眾的整體「特質」;前一種情況可能敘述成「一群激進份子引發了群眾暴動」,而不管是社會暴動,還是房地產市場的蕭條,或是董事會上的投票表決行為,都沒有簡單的研究方法。

由於很多微小的細節牽涉其中,要做出準確的預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群眾裡一個很小的差別,譬如幾個關鍵人物在或不在,就會造成只有幾面櫥窗砸毀或整條街起火燃燒的差別;投票的結果有時候可能全視投票順序而定(有趣但可能明智的是,美國海軍法庭的審判官是按軍階的相反次序來投票的,目的是使模仿行為的影響降到最小)。

用這個方式來看事情,似乎能找出紐約時報廣場煥然一新的關鍵因素,因為這個方式顯示了,社會中如何能出現兩個(可能截然不同的)穩定狀態,以及如何能從一種情況突然轉變成另一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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