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姆斯．阿斯特（James Astor）
佛登的閱讀音直時代背景與他的重要性
榮格與佛洛伊德
在1907年到1913年的六年時間裡，佛洛伊德與榮格密切地通信往返，佛登負責交流思想，繼榮己討論他們的格之個人臨床工作、他們的後佛夢與詮釋、病患、登發獨特的聲對自理論與他們治療做法的展出主張演變。那是命運真正的合作，在這種合作中，閱讀音直這兩個偉大的佛登負責學者需要彼此，但原因各不相同。繼榮己對榮格來說，格之個人接觸到精神分析時，後佛他非常興奮，登發獨特的聲對自而當時的展出主張佛洛伊德則急於獲得更廣泛的認可與支持，他之所以需要榮格一部分是源於政治性的原因。佛洛伊德的思想觀點在精神病學領域中是眾所皆知的，不過也只是百家爭鳴之中的一個說法罷了。
榮格當時已是享譽國際的精神病學家，他對字詞聯想的研究廣受好評，這些研究為他的情結理論提供了經驗上的基礎，情結是一組無意識因素，導致了病患的精神病與神經症（精神官能症）。在這段友誼與合作的期間，精神分析逐漸發展成動力心理治療的主流理論，至今仍是如此，以至於當佛洛伊德在1939年過世時，奧登（W.H. Auden）在給他的悼詞中寫道：精神分析的理論「涵蓋了一切」。
早已有許多作者描寫過榮格和佛洛伊德之間關係的演變。此外，許多他們之間往返的信件都已出版（《佛洛伊德與榮格的信件》，1974年）。他們家族中也還留有一些文件尚未公諸於世，因此，他們之間的關係勢必會隨著更多文獻的出現而得以繼續被研究。一般的說法是，佛洛伊德觀察到一個現象，他總會吸引了許多人靠近，這些人待在他身邊一陣子，不過他發現他們對他的看法有所保留，而後就跑去創立自己的學派了。懷有這個思緒的佛洛伊德也是如此解讀他與榮格的關係。
然而，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書中，約翰．克爾（John Kerr）論證了「佛洛伊德把他自己當成一份科學資產來自介給榮格和布魯勒（Bleuler）」（Kerr 1994, p. 9），相當有說服力，其中觀點部分來自莎賓娜．史碧爾埃（Sabina Spielrein）。克爾詳盡地描述了佛洛伊德如得需要榮格與布魯勒以及他們的聲望，好讓他的精神分析得以進入學術界。克爾寫道：
當時（二十世紀初期），學界裡位高權重的是榮格和他蘇黎世的導師尤金．布魯勒（Eugen Bleuler），而非佛洛伊德。榮格和布魯勒已經享譽國際了，是精神病學的先驅。此外，他們背後有蘇黎世醫學院的威望，而且他們領導著蘇黎世精神病診所及其附屬的心理學實驗室，那裡有許多醫師在受訓。簡而言之，榮格和布魯勒握有可以將精神分析變成一場科學運動所需的業界資源。精神分析的興起直接反映了這些業界的現實。 （Kerr 1994, p. 9）
克爾繼續指出，精神分析發展的核心重鎮其實在蘇黎世，第一次大會的召開、期刊的出版以及國際學會的成立都是在蘇黎世。在佛洛伊德和榮格分道揚鑣時，他們合作初期時的情景已被改寫，這尤其與他們思想的演變與他們影響的增大密切相關。
這個故事既複雜，也不甚愉悅。在所有複雜的面向中，也許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難為人理解的：他們之間的個人因素如何影響了理論的分歧，乃至於最終鬧得天翻地覆。 （ibid, p. 10）
很難為他們究竟為何撕破臉簡單下結論。從根本說起，佛洛伊德和榮格對心理動力的本質為何，看法不同：佛洛伊德認為那與性慾有關，榮格則認為那是中性的。他們對夢也有不同見解：佛洛伊德尋求一種正確的詮釋，而這種詮釋最終是還原式的；榮格則更著重夢的顯性與前瞻性的意義。榮格認為伊底帕斯情結象徵著一個複雜的內在發展歷程，也就是年輕的男人掙扎地擺脫母親、釋放自我。佛洛伊德認為伊底帕斯情結根源於本能的亂倫願望。佛洛伊德認為早發性失智（dementia praecox）源自於自體情慾（autoerotism），榮格則認為是力比多向內灌注所致。榮格對詮釋學有興趣，佛洛伊德感興趣的則是寫出一本手冊來闡述如何詮釋素材與象徵的「意涵」。
他們之間有著根本上的性格差異。榮格是內傾型性格，來自喀爾文主義背景；佛洛伊德是外傾型性格，來自猶太背景。榮格比佛洛伊德更不穩定，他也更能進入精神病患的世界。佛洛伊德是精神分析的創始人，用克爾的話說，他就像「想按照自己風格作畫的藝術家」，同時卻堅持精神分析是一門科學，強調自己依循著真實的經驗。榮格對煉金術感興趣，他認為煉金術是心理學的前身，他也對神話、宗教及其象徵感興趣。
同時，他研究跨時代、跨民族都可見的共同人格特徵，也就是原型。每種文化都有宗教、智慧老人、先知、女巫、英雄、神話與重生的故事，榮格對這些非個人化的人格特徵非常著迷，他認為這些特徵與自性，以及成為自己的終生任務——也就是個體化歷程——是有關聯的，並對此有許多書寫。閱讀他的自傳可以看出，他花了很多時間才明瞭這一切對他與佛洛伊德的決裂有多麼重要（Jung 1963）。
關於他們之間的分歧，大概可以列出一份長長的清單，其中有許多是一開始就存在的。表面上看來，這些分歧是源於榮格開始發展自己的看法，而這些看法是佛洛伊德所無法接受的。榮格覺得，如果他想繼續留在精神分析社群，他就必須全盤接受佛洛伊德的所有想法，這會將他束縛住。佛洛伊德將榮格這些想法看作是不忠誠。不過，當我們在理解他們的決裂時，也同樣重要的是，當佛洛伊德對榮格已失去信任時，他擔心榮格會利用他作為國際協會主席的地位將精神分析據為己有，讓他自己的觀點成為主流。
作為一個外傾的人，佛洛伊德將目光投向現實世界，而做為一個內傾的人，榮格將目光投向他的夢境與幻覺體驗。事實上，榮格對他們友誼決裂的反應是強烈內傾的，他感到非常痛苦，有一段時間裡，他拼命地動用所有資源來防止自己遁入精神崩潰。佛洛伊德的反應則是組織了一個祕密社群，「唯一的目的是要看守成員們的觀點是否偏離了自己」（kerr 1994, p. 452）。「無論榮格採取的是什麼立場，都被排山倒海的反面出版物給淹沒。」（ibid, p. 453）在戰術上，佛洛伊德的目的是孤立蘇黎世社群，讓他們從國際協會中辭退。他成功做到這一點，最後一根稻草是他的《精神分析運動史》（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Freud SE 14），他在本書中巧妙地邊緣化、省略或削弱了那些偏離他正統觀點的學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