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討論法國的大學的意理科生們踏入考場，收到了當年的國文該不該廢考題：
「多元文化是否為人類團結的障礙？」（La pluralité des cultures fait-elle obstacle à l’unité du genre humain?）
「承認義務是否意味著放棄自由？」（Reconnaître ses devoirs, est-ce renoncer à sa liberté?）
「解釋佛洛伊德在《一種幻覺的前途》（1927）中的段落」（Expliquer un extrait de FREUD, L’Avenir d’une illusion （1927））
2021年，在某個名叫福爾摩沙的必修小島上，也有一群學生正在迎接十年寒窗之後的除先大型審判。這場審判會決定他們的想想學習前途，尤其是語言義決定他們究竟能夠到哪裡唸書。上課鐘響，討論學生翻開學測試題，大學的意赫然發現國文寫作測驗的國文該不該廢題目是：
「如果我有一座新冰箱。」
而更讓這群孩子們感到雲橫秦嶺家何在的必修是，好不容易升上大學，除先他們赫然發現課表裡居然還有國文必修。想想學習他們眨眨眼睛看了看課表：很可惜，語言義國文必修就在那裡；於是討論他們再眨眨眼睛，再看了一次課表，很可惜，國文必修還是在那裡。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了。
到底大學應不應該要有國文必修呢？
想要討論國文課必修的存廢，就必須先弄清楚「國文」的本質。
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他的《哲學研究》裡說：「語言遊戲這個詞在這裡要強調的是：說出某種語言是某種活動或生活形式的一部分。」（§23）
語言是遊戲，和生活一樣，有著各種各樣的規則。
完全沒有規則的遊戲就不會成為一個遊戲。閱讀與寫作，其實就是「體制化」（Institutionalized）的過程。學習國文，不過就是在熟悉一種語言遊戲。在這套語言遊戲裡，江流有聲，斷岸千尺。每一代的莘莘學子都反芻著同一曲牧笛，共享著同一種悲歡離合、春夏秋冬。
推論起來，或許我們可以說：
- 語言的存在是為了表達。
- 表達裡包含著一種特定的思考方式，也就是價值觀。
- 表達存在兩種需求：清晰與模糊。
- 清晰的表達形式能夠提高對話雙方之於遊戲規則的理解並提高溝通效率。
- 模糊的表達形式能夠避免不必要的衝突並使矛盾免於激化。
- 「國文」因為是語言的一門子類，因此具有上述特性。
為此，我們也大概能夠肯定：
- 學會一種語言的使用方法相當於學會一個特定價值觀的表達方式。
- 特定的價值觀代表著特定的表達權力。
- 使用語言就是權力的複製與重現。
宋代大儒張載振筆疾書，在《西銘》裡一副理所當然的叨叨：「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
張載可能沒有意識到，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文詩書典則，密密麻麻的都是理所當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所當然。閱讀是同化，是說服，是不要求贖金的綁票。
維根斯坦說：「如果一個人在一盤棋中下錯了，那麼有可能所有人在所有棋局中都下錯了。」「命令有時不被執行。但是如果命令從未被執行，情況會是怎麼樣的呢？命令這個概念就會失去它的意義。」（§345）
同樣的，當古文不再被使用，這些古文也就失去了它們的意義。所以問題的核心在於，為什麼它們能夠活下來？
一個常見的解釋是因為這些詩詞歌賦、人文典則代表著「文化」，是一個民族去蕪存菁後的稀世瑰寶。但故事也有可能存在反面，由於某種有趣的倖存者偏差，我們所讀到的古文，不過就像是企業IPO之前被一幫會計師七手八腳潤色後的財報。去蕪存菁和思想同化，很多時候不過只是硬幣的兩面。
讀古文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是能夠活靈活現的在一種已經被劃定邊界的語言遊戲裡，晴天高高白雲飄飄的自由翻滾，把語言變出很多花樣來。
詩書傳家的人講起話確實可能比較春日載陽，有鳴倉庚。至於這是什麼意思，就需要另一個曾經在《詩經•四月》裡讀過相同段落的人去猜了。語言是遊戲，強迫所有人學會同一種語言就是強迫所有人加入一場遊戲的方式。
但如果繞回原點思考問題，詩性語言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古代中國，「禮」是關鍵字。由於封建社會的本質是一個等級社會，貴族首先用裝飾性的語言，把自己的階級與黎民百姓區隔開來，然後再用這些詩詞歌賦來互相確認和承認彼此貴族的身份。
Photo Credit: 國立故宮博物院 Public Domain這麼交流的原因是為了維持統治階級的神秘感。神秘的，也就是莊嚴的。
語言的裝飾性創造出了語言的陌生感：陌生被誤認為美（波特萊爾肯定會同意），也被當做一種另類的溝通方式。
雖然古代中國充滿著「群體主義」（Communitarianism），然而就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在這個華夏共同體裡還是有著階級。那些舉頭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芸芸眾生自然是沒興趣寫什麼文章作什麼詩的了，所謂的「國文」主要還是知識份子之間交流用的密碼。知識份子是一個階級，而詩詞歌賦是他們的恩格瑪加密機。
然而，現在還有多少孩子進門回家需要跪拜父母的？古人嘗言女子無才便是德，又誰允許小女子去上學了？
這個社會已經變了，但國文課本裡卻還在男耕女織。
同樣的現象不只存在於「禮崩樂壞」的中華民國，人類世界經過了幾個世紀的存在主義後，薛西弗斯們開始關注自己眼前的幸福，而不再是群體的責任、不再是自己在傳宗接代的時間長河裡所被命定（Condemned）的責任。
「一旦個人將自己的生命從一代代人無盡的生命之流中分離出來，他自己生命的長短便成為他享有的塵世歡樂的尺度。 他個人也將力圖盡可能多地體驗不同的生活模式。國王們也把自己看成是獨立存在的個體，而非王朝的代表。 當他們修築城堡時，他們不再考慮由子孫來繼續，而是想到自己來享用。」（［德］維爾納·桑巴特著，王燕平、侯小河譯：《奢侈與資本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4頁）
換句話說，國文課本裡那些人、那些事所代表的價值觀與世界觀其實早和當代生活脫節。拿過期的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來當成孩子們成長時的營養品，而且還像餵養北京烤鴨一般呱呱強灌，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的反動。
尼采很好心的來提醒我們：「只要我們信仰道德，就是在譴責生命。」（《權力意志》，第295頁）
古代和當代的斷裂，那種因為陌生而造成的理解困難，國文課修補了多少？國文課盡到了多少責任？
但這麼做的意義是什麼？
要說清楚國文的語意和背景，國中沒講清楚嗎？高中沒講清楚嗎？那麼大學再多學一年，就講的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