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邊境衝突從去（2020）年中延續到今年初，白老雙方各有傷亡，虎演化有海外華人但是出中分別對外表示取得重大勝利。就在外界擔心雙方邊境的印兩星星之火，是國雞否會發展成對經貿、文化交流領域的籠文燎原之勢時，一部電影的簡直出現，讓兩國人民找到了久違的愛國共鳴。
這部電影叫做《白老虎》（White Tiger），白老它改編自印度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Aravind Adiga）的虎演化有海外華人同名獲獎小說，被外界譽為印度版的出中《寄生上流》。
這部電影的印兩特別之處，在於它雖然描寫的國雞是身處印度社會底層的低種姓小人物，艱難向上流動的籠文故事，反映的簡直卻是當今全球普遍存在的貧富懸殊和階級固化問題。
影片開頭通過已經成功企業家的男主人公，給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寫信的方式展開，他特別讚揚了：「中國人熱愛自由和個人自主，英國曾經想奴役你們，但你們從未屈服，美國已經過氣了，印度和中國才是未來，相信世界的未來掌握在黃種人和棕種人手裡。」
從一定意義上說，這部電影不僅是印度的私人定制，也是對中國人的真情告白。儘管電影吹捧了中國的未來，但是它一定不會通過中國宣傳部門的審查，更不會在中國上映。因為電影揭露的印度社會的等級森嚴、貪污腐敗、官商勾結，何嘗不會讓觀影的中國人聯想到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每天所發生的事。
印度的雞籠裡，跳出反抗世俗桎梏的白老虎
電影用雞籠這樣一個特殊的意象來形容印度底層社會，它是上萬年來統治階級的偉大創造。底層人民就像雞籠裡的雞，它們看見雞販把同伴宰殺，聽見同伴的哀鳴，嗅到血的腥味，它們知道下一個被宰的就是自己，但它們卻不反抗，它們不會試圖從籠子裡逃出去。
男主Balram出身在印度一個貧窮農村的低種姓家庭，家裡有十多口人，奶奶在家中的地位崇高，所有人都要聽從她的安排。他的父親為了掙錢養家累到吐血，全家人賺的錢都交給了奶奶，村裡三分之一的收入上交給了地主，地主為了獲得更多利益，賄賂政客。這樣一環扣一環，形成了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
當他看到父親的屍體在烈火中燃燒時，雙腳依然在動。這本是一種人體燃燒時的自然現象，但是在他看來，父親即使死後，都在抵抗命運，但是一切都是徒勞。Balram慢慢從中受到啟發，他不再甘心命運的安排。他首先要掙脫的是家庭和傳統禮法的束縛，他不再服從奶奶安排的婚姻，積極尋找擺脫原生家庭的機會，他敏銳地發現可以給地主家開車，做一個更高一級的僕人。
接著，他如願成為了地主家的候補司機。為了順利上位，他使用一些手段逼走了老司機，成為了受全村羡慕的人。但是他的社會身份並沒有因此翻轉，僅僅是從一個低端僕人躍升為高級僕人，獲得了比之前更高的薪水。地主家也只把他當作一個工具人，僕人的忠誠在主人眼中不過是最廉價的順服。
影片中的地主代表的是印度封建守舊勢力，他們與各路政治人物合謀，維護自身的特權和利益；地主留美歸來的兒子代表著開明派，他們希望將美國的新科技引進到印度，縱然深受西方文化影響，但只要自身受威脅或利益受損，他們很快回到原來位置；地主的兒媳和兒子一同留美，她出生在印度平民家庭，思想前衛，勇敢對抗守舊勢力，追求自由平等。
地主兒媳平姬對Balram後來的覺醒與復仇有著重要影響，可以說是他的人生導師，她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證明了低種姓也可以翻轉，每一個人都應當被尊重。遺憾地是，平姬懷抱的改變印度的理想落空了，最後她遠走他鄉。而Balram也悟出了要想在印度實現階級翻轉只有兩個途徑：一是犯罪；二是從政。他還問溫家寶：在貴國也是這樣嗎？
Barlam的角色更像是印度守舊和進步勢力的聯合代理人，他不再像以前的僕人那樣逆來順受，相反有著一種反抗精神，但是他的身上依然有著印度傳統禮俗的影子。也許是因為白手起家的緣故，他更能明白僕人的辛酸，所以和這些人的相處之道與以往的主人不同。功成名就後的他總結印度企業家必須具備的潛質：正直又狡詐，冷嘲熱諷又心懷虔誠，刁滑又真誠。
電影中還有這樣一幕：老師拿出一張政治人物的宣傳單張，問Barlam這是誰？他回答：偉大的社會主義者。老師接著問：偉大的社會主義者向孩子傳遞什麼資訊？他繼續回答：在任何被人遺忘的村莊裡，任何一個貧窮的男孩都能成長為印度的總理。老師說：在叢林裡有一種最罕見的動物，同輩中僅出一隻，那是什麼動物？Barlam說：白老虎。老師指著他說：你就是只白老虎。
在中國的雞籠裡，生而為奴還是死而為人？
如果要從中國也找出一位像電影主人公這樣的原型的話，筆者覺得前段時間被捕的民營企業家孫大午最合適不過。他和Barlam一樣是出生草根的人物，最初以1000隻雞與50頭豬起家，後來進入動物飼料行業，成為飼料大王。
孫大午最令外界稱道的是，他和其他企業家有著不同的行事方式，在一些人眼裡他是可以給員工刷馬桶的良心企業家。他的公司位於河北農村的園區周圍建起了一座大午城，其中包括一家擁有1000個床位的醫院，當地村民和大午集團職工每月只要交一塊錢，從此看病不花錢。
除了在商業上嶄露頭角，他還積極參與中國的公共政治活動，經常接觸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據《紐約時報》報導，他為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團體、智庫和出版物提供會議場所，直到這些機構在最近幾年被禁。他與一些知名異見人士保持著親密的朋友關係，即使這些人在政治上不受歡迎之後。有分析人士認為，他對現行體制構成巨大挑戰，很可能成為新型的農民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