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稷安（歷史學學徒，書評史更國立暨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從清專長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帝國到習的通讀的當代大眾史學、近平傑出加閱數位人文學。中國之書理論上應該是現代須詳要努力在學院裡討生活的人，但多半時間都耗費在與本業無關的化百事務裡，以及不務正業的年部事後懊悔之中。）
要談德國歷史學余凱思（Klaus Mühlhahn）所著的部必《從清帝國到習近平：中國現代化四百年》（Making China Modern: From the Great Qing to Xi Jinping），這樣一部由十七世紀清帝國討論至二十一世紀習近平掌權，書評史更上下兩冊厚達近千頁的從清中國近現代通史前，或許有必要先說明「通史」的帝國到習的通讀的當代珍稀與重要。
「通史」或以較寬泛的近平傑出加閱定義，較長時間向度的中國之書歷史書寫，包括，現代須詳打了點折扣的「斷代史」，在台灣出版市場雖不至於絕跡，像那曾在台灣山野林間穿梭的雲豹身影，但數量大概也和石虎差不多，要小心呵護，每一次現身都是值得關注的大事。如果去除歷史普及或教科書性質的讀物，由專業史家書寫的通史更是屈指可數。
通史寫作在台灣學界尤其稀少，若要深究其中原因，外在學術環境的因素可能是其中之一，當代人文學術本身即偏重問題導向，習慣以單篇論文或專論書籍，對特定議題進行剖析，反映了科學在歷史學門形成期所發揮的影響。這不應視為缺點，而是史學作為現代學術值得驕傲的規範。
然而，一旦這樣的研究取徑結合了學術計點的量化統計，意即針對不同學術期刊，依高下給予發表點數，並以點數多寡當作衡量學術成果或升等的要件，便壓縮了學術應有的空間，集點的可操作性成為學術書寫的首要考量。通史這類天生大部頭，注定不符合集點積效的著作，勢必無法成為在學界浮沉求生者的首選。
學術大環境的外在因素，當然可以是通史書寫逐漸消失的原因，但如果要問研究者的內心話，真正的原因仍在於寫通史，真心是件非常困難的事。就算解決了外部動機的問題，並給予所有的資源，讓研究者可以心無旁騖，專心一意寫一部通史；即使在這樣近乎不可能的優渥條件下，要完成一部「好」通史所應具備的要件，對史家仍是身心莫大的考驗和折磨。
好的通史要既廣且專：一旦跨越較長的時間限度，涉及的史事也相對增加，不能僅聚焦於一「點」，要有「線」的連結甚或「面」的延展。同時，史學不論中程或長程的歷史撰寫，都一定要有明確的問題意識，藉由這樣中長時段的考察，不能只是堆砌史事，而是希望進一步回應學術社群或一般大眾關心的課題。既包含大量知識，同時又要以解決某個關鍵問題為軸線，將四散於漫長歲月的知識串起，以更宏觀的視野直視過去。
反過來說，這也正是中長程通史書寫的魅力或價值所在，單篇論文或專著提供對過去不同角度的切片，那麼通史書寫就是試圖結合這些切片的成果，做出綜合性質的研判，使人們貼近過去的全貌，成為理解當下、思索未來的參照。
簡言之，通史寫作就像在攀登海拔數千公尺的山峰，研究者要經過層層考驗，百轉千迴，才能登上山頂。也唯有從最高處俯視，立下足供測量的三角點，才能替讀者釐清這座身處於雲霧之中，名為「過去」之高山的模樣。
《從清帝國到習近平》不僅有著少見的通史規模，更是一本確實發揮了通史應有本色的上乘史著。如同本書英文原名所揭示，作者緊扣著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最核心的命題之一：中國如何走向現代（modern）。這可說困擾著中國數百年之久的質問，從清帝國到當代，一代又一代的統治者、思想者或行動者都在苦思：該怎麼樣讓這個在外力衝擊之下，顯得古舊、落後，如同病夫一般的國家，可以走向「現代」一詞所象徵的富強之路；需要運用何種手段和方法、必須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和犠牲，以及最重要的，要怎麼樣向世界證明中國已經足夠「現代」。
他們的種種作為和見解，也就成為了後世不同背景的史學家們觀察、分析的對象，試圖描繪他們的苦惱、掙扎和徬徨，以及在面對「現代」這不知是天使或惡魔的存在，所做出的選擇和抛棄的事物。
好的史家每一次的回溯過去，都是為了面向當代。對於像作者這樣身處在二十一世紀的歷史學者，眼前的「中國崛起」成為無法迴避的問題意識，促使他藉由對近現代中國制度的探察予以回應。當中國挾著經濟奇蹟，躍升主宰全球的勢力之一，但在這華麗而強大的外表之下，內裡卻似乎還不夠「現代」，不僅內部充滿各種矛盾和張力，更可怕的是，隨著中國世界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這些內部的問題，終將一一成為世界的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全書結束在：「中國的改革讓這個國家成為全球經濟與社會秩序很重要且根本的一部分，因此中國正在努力解決的問題中有許多也關係到全球各地，後果也是全球性的。中國給全球秩序帶來了獨特的歷史優點，同時也帶來了獨特的歷史缺點。由於世界各個市場與經濟體休戚與共，一個大國的失衡現象不可能只限於該國，最後必定會波及其他地方。因此當中國成為全球舞台上無所不在的龐大勢力後，也正在把風險輸出到世界各地。中國前所未見但不平均的高速發展，為中國和全球市場帶來了巨大的利益，然而中國現今社會與經濟的翻天覆地變化，暗示這種發展可能遲早都要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