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亲之后，追责“养父母”：困于追诉时效，陷于人情伦理

认亲之后，养父母追责养父母往往陷入法律与伦理的认亲人情挣扎之中。 （农健/图）

“我就是后追责追诉想站着，还把权给维了！困于”2020年8月，时效曹昕婕（化名）在微博如是陷于说道。

自那时起，伦理她开始在微博上以“缇萦5路”的养父母网名维权。在西汉历史故事中，认亲人情缇萦是后追责追诉一位为父请命、说服皇帝改变酷刑制度的困于女子。

她的时效维权，是陷于想追责被拐哥哥的养母。但一年多追索下来，伦理一直卡在“追诉时效已过”的养父母法律难题之中。更让人唏嘘的是，哥哥不仅坚决反对，还就此拉黑了亲父母，远走他乡。

这类陷入法律与伦理困境的人口拐卖维权案件，曹家并非孤例。

在另一个寻亲之后的故事里，来自四川泸州古蔺县的姐姐吴丽平同样想追责被拐弟弟刘兰华的养父。与第一个案例不同的是，刘兰华与亲父母家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

这均是历经二三十年的旧案。在每一起被拐案件中，每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逆转，即便找回亲人也不意味着一切能够重来。

“打拐律师”张志伟发现，这些年部分寻亲家庭想通过法律追责当初的拐卖和拐骗，但一方面追责适用的法条有限，另一方面，即便诉诸法律，久别重逢的亲人也不一定能破镜重圆。

两个家庭的纠葛

找到失散32年的儿子曹青后，家住广西桂林的曹家三口希望能追究养母秦某英的法律责任。

1988年1月，5个月大的曹青在家失踪。根据曹昕婕的说法，曹青失踪那天，家中只有自称为“莫梅芬”的保姆秦某英在场，后者同样不知所终。曹家夫妇向当地派出所报了案后，三十余年来，一直未停止打听儿子的下落。直到2020年，通过当地警方的一次DNA血液抽检，曹青才与曹家夫妇相认。

相认却没让这个家庭重归安宁。从2020年5月26日找回儿子起，曹家一直奔波于各级行政部门之间，希望当地警方、检方能够追究秦某英涉嫌拐骗儿童的法律责任。

在另一场重逢里，福州市民刘兰华见到来自四川泸州的亲姐姐吴丽平时，才得知后者一直在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养父陈某章拐卖儿童的法律责任。

刘兰华的故事更为曲折，他原名吴玉龙，前后经历了3个家庭。1989年，出生5个月的他被生父吴世禄交给镇上的陈某章、李义芳夫妇养育，直至1993年丢失。

吴丽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父亲将小儿子送走，是因为吴家仅有三亩薄田，却已有八个孩子。在镇上工作的陈某章和李义芳夫妇当时只有一个女儿，家庭条件较好。

吴家将小儿子送到陈某章家后，并未就此不闻不问，吴世禄和妻子常常在经过陈家门口时，偷偷看望小儿子的近况。一年后，李义芳生了个儿子，考虑到陈家的生活负担，吴世禄每年又会背上几百斤自己种的稻米送给陈家。

作为医生的李义芳将刘兰华照顾得无微不至，而陈某章动辄便辱骂殴打家人。“他甚至会拿着我妈的头往墙上撞，也会打我。”刘兰华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据刘兰华早年记忆，1993年3月的一天，他被陈某章以“出去玩”的理由带出门。走出家门口，拐了好几个弯，走了一段山路，又过了好几天，被陈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