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惠菁（作家、小說衛城出版前總編輯）
【推薦序】多重宇宙中，緣故 迷霧行路者
（本文涉及部分小說情節，地推的地請斟酌閱讀。薦序將筆）
時間是取材杞埔什麼？時間是推展著推展著便會分岔成平行宇宙，還是自抗多重的平行宇宙終究會接觸與匯流合而為一？倘若平行宇宙之間發生接觸，誰會勝出成為此後的日林人物主線？又或者，這是事件伸一個沒有意義的問題，因為此刻看起來收伏了其他可能性的歷史那條主線，當鏡頭拉遠，無法也只是發聲方紊亂線球中的一個線頭而已。而那被吸收、小說被消化、緣故無聲壓抑潛伏下來的地推的地，或許又正一絲絲一縷縷地，薦序將筆被編織到下一個即將壯大的主線之中。這，是不是就是時間行進的方式？
錢真的小說，從《羅漢門》到《緣故地》，都善寫大帝國中的小人物。她所寫的小人物，是如此之小，小到不知帝國如何之大。帝國在《羅漢門》中，是京城遠在北京的大清帝國；在《緣故地》，則是明治維新後的大日本帝國。兩個帝國都在遠方，但也在近前。遠方有它們的皇帝、朝廷、層層的官階與威儀，近前有它們的代理人，官府、收租者，或是警察、公司。星戰影集《安道爾》描繪帝國從遠方統治著邊境殖民地，官僚冷漠，隨手把人逼上絕路。百姓看似卑微，實則頑強，保留著在地的智慧，這裡或那裡地隱匿著逃逸的空間、他者的意識。帝國雖強卻無知，無法遍知腳下統治的腳下這塊土地。
小人物也是無知的，卻是另一種。在大日本帝國代表的現代國家面前，小人物原生的生活與思考方式（或許可比喻成小人物自己所在的這一重宇宙），遭遇了來自上位、全然不同的思路——更高的權力，更縝密的計畫，有一整個帝國作後盾。沒人向小人物解釋清楚，帝國懷著什麼意圖而來，只有一個聲音總在告訴小人物，什麼可以、什麼不可以，壓制他，打擊他，要他改變。而他似乎聽到自己在問，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
決定事情往什麼方向發展的，是氣？是運？是修行因果？還是軍事力量，經濟產值？ 若想改變一件事，是用符咒，道理，武力，或是法律訴訟？理解一件事情是按石碑上所刻，舊書上所寫，夢中所得，自己的靈感，神蹟的顯示，還是官員所講？
《緣故地》中的劉賜與劉乾，活在對這些問題沒有答案、或者說，答案在變動的時代。他們的故事，是關於小人物對著自己、對著彼此，問出「如何讓事情按我們希望的方向發展」，並且與答案角力的故事。他們知識程度不高，也不是存在主義哲學家，但他們被拋擲到這世間，恍惚知道國家主張的道理對他們並不友善，而像薛西弗斯般滾動著巨大的疑惑前行。
小說開始的時間是二十世紀初期，一九○九年（明治四十二年）。前一年台灣縱貫鐵路剛通車，台灣總督府初步完成清水溪流域的竹林調查，伊藤博文即將在次年於哈爾濱遇刺，故事中的劉乾來到劉賜的屋外。他們是年紀相近的朋友，他們的家鄉（今天南投竹山、鹿谷一帶）正被「日本人統治」這個因素改變。日本人派任的保正、巡查補，與內地生意人開始出現在身邊，代理著遠方帝國的意志。
有人能跟隨「勢」的走向，而獲利致富。像劉乾與劉賜這樣的人，是完全不知帝國的計畫、沒有途徑參與新時代的「術」或「勢」的人。百姓原本可以自由使用，維持基本生計的竹林，被總督府收走，總督府又將竹林交給三菱企業。生計被剝奪，加上日本警察的壓制方式，不滿累積，一九一二年（明治四十五年），發生了當地人襲擊派出所的真實歷史事件。
從歷史上看，這個時期發生在台灣的事，有點類似齋藤幸平在《人類世的「資本論」》中所說的，十六和十八世紀英國發生的「圈地運動」。英國「圈地運動」當時，農民被趕出原本共同擁有的農地；在二十世紀初的竹山，是筍農被奪走使用竹林，採竹、採筍的權利。資本將公共財解體，轉移所有權，成為大資本大企業的所有物，以更有效率的機械化工場，重組生產方式。
在新的勞動方式中，每個人將如齒輪般只負責一小環節；被零件化了的人，喪失了從土地收穫生活所需的可能，漸漸不再能自給自足，一切日用品變得匱乏而向外購買。這個齋藤幸平描述為「將公共財解體，並逐漸擴大『人為稀有性』」的資本主義初期發展，對當時的人想必衝擊很大。但在工業化被視為理所當然之後，前工業化時代小農的經歷從集體記憶中被遺忘。竹山筍農遇上三菱企業時的經歷，很接近這樣的歷史進程。
《緣故地》寫的是台灣這段真實發生過的歷史。但小說家錢真擅長的，卻是進入歷史所無法告訴我們的、角色的內面。她在真實的「林杞埔事件」上，藉著小說家的敘事，展開對台灣心靈的探索。身為社會底層的筍農與算命人，識字有限，學習知識的管道有限。對於世道為什麼變成如今這個樣子，他們尋求解釋，卻未必能分辨解釋的價值和真偽。原生文化告訴他們可信的，與外人帶來的法律、科學、新聞、新生產方式相接觸，這些小人物正來到多重宇宙交會處。
農民遇到了公司。法術遇到了法律。如果他們問，「事情為什麼是這樣」，或許算命仙會有一個答案，廟裏擲筊也有一個答案，日本國家則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答案。當他們開始懷疑，想要掙脫國家和公司的說法，為自己做出解釋，誰能保證，他們的解釋不是一種編造？來自夢境，來自願望，來自渴望能有些什麼可以相信。就像公司或國家編造理由給他們一樣，人為了拒絕國家的說法，是否必須編造幻境給自己，像劉乾在夢境中尋找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