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曉虹（作家，小說序語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
【推薦序】一種少數文學的沐羽逃逸
據說香港浸會大學校園曾有個煙霧瀰漫的角落，是煙街言有遠地延續人文學科高材生的聚腳點，一個真正學識與才智交流的推薦投擲秘密處所。借由從規範到非規範空間的時被燒彈精神與身體轉移（蹺課），再配合在校園抽菸這個非法的寄望手勢， 一個逃逸的為燃共同體於焉誕生。
沐羽想必是可遠這個團體的靈魂人物之一。我有幸和沐羽在同一年加入浸大的出去人文及創作系，但作為受僱的革命教師、大學體制的小說序語一部分，我自然沒有機會見識到這個團體的沐羽真貌。只是煙街言有遠地延續，我感覺沐羽的推薦投擲《煙街》所反覆講述的，正是時被燒彈這個神話的前傳與續篇。小說集時時出現一個（男性的） 群體，借由在學校天台、酒吧，或在革命潰散疫症流行期間轉為虛擬線上，以共享抽菸的時光，來蹺一堂更巨大更令人窒息的課。
《煙街》是一本關於逃逸的書，以抽菸、戀愛、旅行（逃亡？）， 並同時警覺這些動作一旦僵化成慣性，便會像浸泡太久的公仔麵般變軟發臭，日常訊息輕易就能淹沒手機上待機的富士山畫面。如是，〈在裡面〉的男主角阿傑重複聽見一扇門關上的聲音，逃逸路徑還沒跑上幾步就被堵上，成為再疆域化的封閉結構。
逃逸不僅是主題，沐羽非常清楚，寫作本身就是組織逃逸路線。「文學就是語言的口音」（見本書〈跋〉）。德勒茲和瓜塔里在《卡夫卡： 邁向少數文學》裡說：「寫作是在自己的語言裡成為異鄉人。」文學的使命是要在主要的語言裡構成少數，脫離疆域。
張歷君早在〇五年就以「少數文學」的概念討論過香港的語言處境。正如布拉格的猶太人「不可能不寫作，不可能用德語寫作，但又不得不用德語寫作」：
當香港學生不得不以標準中文書面語寫作，但又只能以粵語在心頭誦讀自己寫出來的文字時，他╲她所面對的難道不正是這種尷尬的語言解域化狀況嗎？
他進而論析韓麗珠小說的特色，恰如卡夫卡，正是「把語言一點點推進乾枯的沙漠的解域過程」。不過，從香港人的書面語到韓麗珠的小說語言，其間仍有著跳躍式的距離。正如雷諾．博格提醒我們，少數語言族群與實驗作家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德勒茲和瓜塔里把前衛風格和少數族裔政治綑綁在一起的讀法，是要突出現代主義並非孤芳自賞，反倒是充滿政治能量。韓麗珠小說呈現的那種「少數」特徵，是規範書面語的一種誇張變形，是一種把紙面中文與日常疏離的狀況推到極致的實驗。
由「在主要語言的內部建構少數」這個定義入手，少數文學是一個寬廣的概念，足以讓德勒茲與瓜塔里涵蓋風格迥異的作家。相對於與日常疏離，沐羽混雜流行語句、廣東話及粗口的文風，是另一種破壞語言主要用法的策略。
《煙街》最長的一篇小說〈亂流〉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篇以第一人稱寫成，語調帶著悲憤、戲謔以及內疚的獨白，講述了「我」以及朋友們在反送中運動期間的遭遇。好些日常語句——「待會見」、「管好你自己的事」反覆出現，但每一次重複，字義都被語境的壓力改變。這些語句初見如熟悉的人臉，卻在敘述中成為〈變形記〉裡的格里高爾， 漸漸變向他物，在最顯而易見的語義中遁走。〈亂流〉的敘述者說，香港人「想團結想搞革命，想生活充滿高潮」，但「沒有人知道高潮以後怎麼辦。」「張國榮說，不如我們地由頭來過。於是所有人都從頭來過， 跟著高潮走。」
但〈亂流〉講述的偏偏是一個革命高潮被冰水淹過的時刻，而敘述者幾個好朋友的左眼、右腿和肺功能都已經被毁掉了。如果敘述無法「由頭開始」，便只能朝著「返唔到轉頭」的方向走。正是在此一背景下，沐羽鋪展了一條綿長的敘述通道，一條語言的逃逸路線，喊出了帶感嘆號的所指迅速崩裂的「香港！」。借由語言的狂奔，小說讓我們看到一個社會制度瓦解的時刻，也是固有的「發聲集體裝配」得以鬆動拆除的時機。
哈維爾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生動地描述了一個蔬果店大叔在其櫥窗上貼上標語「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時，這句話如何在後極權社會裡運作。賣菜大叔和大部分人一樣，不見得相信宣傳語，或會去細想它的真正意涵。他們這樣做只是順從國家要求，以及社會運作的慣性，以避免惹上麻煩。這句話取代了大叔內心真正的想法：「我怕得要死，所以不敢多問，絕對服從」。也就是說，語言的運作機制，在此不是指涉性的，而是使社會法規得以暢順運轉的一個儀式，並同時隱藏了權力的威嚇性質，以及它和市民之間的真正關係。
以德勒茲和瓜塔里的術語來說，宣傳語句可以看成是「發聲集體裝配」的一個部件，與律法、執行機構等等一同運作。在他們看來，與各種行動組成的網絡互動，維持秩序（而非溝通），其實才是語言更普遍的作用。沐羽的小說深刻地意識到語言作為宰制結構的一部分，維持秩序、壓抑創造能量的特質，因而他筆下那些失敗的愛慾故事，總是和一種僵化的語言狀況深深扣連。
〈你可以抬起頭來了〉的記者被包覆在一個由市場操作的世界裡，他筆下的文章必須經由廣告部的同事標價才能發表。他的日常就是與各種無意義並具有遮蔽性的符號打交道。他和朋友在社交媒體上互發愛心——「愛心總比哭哭與生氣好，因為沒有人知道我在想甚麼。」 在必須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的疫症期間，溝通的不可能進一步被強化。記者只有在無意識的性慾勃發，放棄語言的片刻，才能在所有被堵的路上突圍。然而高潮過後，一切又回復常態，肉身之間的距離遙遠如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