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福瑞迪（Frank Furedi）
將安全轉化為價值的恐懼方案
自古至今，人們一直都在反思安全與恐懼的何被關係。「恐懼為安全之基石，操弄」基督教會的人類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約西元一五五至二四○年）如此說。對安大高但附著於安全的全的切偉意義經歷重大修改，直到近代之前，欲求個人安全往往被看作遠不如社群安全重要。阻礙西塞羅如此解釋：「正如法律將眾人安全置於個人安全之先，事業一個良善、恐懼聰明、何被守法，操弄對市民職責有自覺的人類人，也會關照眾人的對安大高益處更多於他自己一個人的。」西塞羅熱心公益的全的切偉安全敘述無疑成了一份理想，而這份理想被那些實際上認為個人安全重於社群安全的人給違背。儘管如此，安全與市民職責的結合，仍為這個詞的意義增添公共面向。
如同前文所述，霍布斯是公認將政治論述核心地位，分派給安全計畫最有關聯的哲學家。英格蘭內戰之後，霍布斯試圖利用人們基本的自保衝動，替一套以恐懼為基礎的主權理論提供理據。但即使霍布斯倚靠人們的自保本能，他的安全概念仍是以取締暴行，並經由主權者行動確保社群和平為基礎。他的安全概念並非個人主義式的，而是公共安全概念。
安全經常成為政治論述的主題之一，但在許多事例中，它並不被看作是道德規範。道德規範是指那些用以指引眾人行為及社群習俗的道德規則。即使安全保護有其實用需求，但許多史料都質疑安全理念本身能否成為價值。安全顧慮有時被描述為，讓社群在面臨挑戰時無法全力處置的干擾。塔西佗（Tacitus）宣稱：「安全的欲求阻礙一切偉大高貴的事業。」這種情緒在古代雅典也很普遍，雅典文化提倡承擔風險和把握機會。它承認名聲與英雄主義的理念，認為安全並非價值，而是實用需求問題。
社會學家艾爾文・郭德諾（Alvin Gouldner）在他對雅典文化引人入勝的敘述中，說明雅典的人民並不太看重安全。按照郭德諾的說法，雅典人敢於冒險作風的實例之一，正是他們決定棄城，集中全力在海戰中擊潰數量遠勝於他們的波斯軍隊。雅典城邦衰落千百年之後，敢於冒險的雅典文化仍廣受景仰。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讚揚雅典領導人伯里克利（Pericles），後者在著名的國葬演說中頌揚雅典人民「對安全、身體、生命的不在乎及輕視」。尼采將社會偏好安全與舒適更甚於風險，稱作是奴隸道德（slave morality）。
許多十九世紀哲學家與思想家，都認同尼采對安全價值之輕蔑的改良版本。約翰・斯圖亞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告誡那些以為安全勝過一切其他目標的人。他的看法值得完整引述：
戰爭是醜惡之事，但並非世上最醜惡之事：道德與愛國情操敗壞、墮落而失去不惜一戰之心，遠比戰爭更壞。當一個民族僅只為了主子的自私利益效勞，而被用作發射大炮和拚刺刀的人型工具，這樣的戰爭使民族墮落。保護其他人類抵抗暴虐不義的戰爭，為其他人類自身正當良善的信念帶來勝利的戰爭，而且是他們自己為了自由選擇的誠實目標而進行的戰爭——則通常是民族重生的方法。
當一個人沒有願意奮鬥的目標，沒有不計個人安危也要拚死保護的事物，這種可悲的生物沒有機會獲得自由，除非有其他更加優秀的人為他努力爭取和維持。只要正義與不義仍不斷為了在人類事務中得勢而生生不息的爭戰，人類就非得在必要時甘願為正義而戰，對抗不義不可。
仰慕雅典人勇於冒險精神的彌爾認為：「一定程度的不安全感在某些情境聚合之下，藉由讓精力及實用能力成為安全的條件，產生了好壞參半的效果。」從這個觀點看來，安全並非「消極防範傷害」產生的結果，而是如同亞倫・維達夫斯基（Aaron Wildavsky）所言：「安全必須被發現，不能只是被揀選。」
彌爾表述的這種情感，充滿一種認定對他人福祉的義務與責任，是良善生活舉止所不可或缺的道德見解。近年來，道德被治療準則取代，則改變義務受到理解的方式。三不五時，公眾修辭仍會按照義務的古典意義指涉其重要性，像是為他人或社群承擔義務。但這種公共義務版本，頻頻受到另一種說法牴觸：真正重要的義務是對自己的義務。「價值是個人偏好、傾向與選擇」，社會學家詹姆士・戴維森・杭特（James Davidson Hunter）如此表示。按照烏爾利希・貝克的說法，這套受治療語言影響的價值體系，其中一項關鍵要素即是「對自身的責任原則」。
安全的增值（valorization）甚至影響參與暴力衝突、以作戰為職責的機構。美國陸軍准將提摩西・艾登斯（Timothy J. Edens）說過：「安全可說是我軍價值的核心要素之一，」他希望官兵們：「將安全看作戰士精神的一部分。」一家生產軍用防彈裝備的公司也重申這點，表示：「我們的核心價值是安全；我們的核心任務是幫忙帶著你平安回家！」
當代的安全敘事獨厚個人，以技術性和工具性的方式應對安全的公共面向。即使運用價值修辭，它卻迴避一套經由規範性基礎提供價值的道德架構。數以萬計的網站，致力於將安全確認為機構的「核心價值」。「將安全從方案變成核心價值」，承包業務（Contracting Business）網站如此宣告，並解釋：「當安全是一種價值，公司的思考與行為相對於安全是方案或客戶要求時大不相同。以安全為核心價值的公司有一套安全文化，意思是安全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幾乎每一篇涉及安全的宣言都堅稱，他們是這麼認真看待自身的安全核心價值，使它「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因此安橋公司（Enbridge）的網站也呼應這句老生常談：「安全不只是優先，更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就是這項核心價值使我們成為安橋。」
我們對網際網路上隨機挑選一百五十份價值宣言的考察顯示，它們在提到安全作為「核心價值」時，運用類似的陳腔濫調。它們全都清楚理解安全支配了社會的關注，對於缺乏安全的焦慮，則是我們的時代精神不可分割的一環。機構頻頻使用「安全文化」一詞敘述它們的生活方式。企業及機構經常宣告它們對「安全哲學」的信奉，將它描述成以人為取向和個人的，比方說：「安全由人落實，而不是體系或流程。」一家能源公司說明，它的安全哲學是針對「我們的員工」，員工是「我們最寶貴的資源」，「沒有任何事業比個人安全更重要」。這家公司指出，它們絕對是認真的：
為培養這一（安全第一且優先）哲學，派而曼能源（Parman Energy）任用一名全職安全主管，為全體職工開展及施行安全訓練。這名安全合規主管的主要工作重點，不只是確保這套哲學獲得遵循，更要激勵員工在生活的每一個面向（工作和家庭）都安全行事，好讓他們與家人團圓。
倡導安全文化或哲學的敘事，試圖將技術及實用安全措施轉變成一套價值語言。但安全價值的意義，卻幾乎不曾經由一套涉及是非善惡的道德語言解釋。反倒如同一連串實用訣竅一般，經由工具性詞語傳達出來。實際上，「核心價值」一詞的使用與道德價值毫無干係。值得一提的是，關於採納某一特定核心價值的決定，根據的是商業及公關考量。諮詢顧問和網站向機構提供可資選擇的核心價值內容，有一個網站提供「核心價值清單附加五百個範例」，並用一頁篇幅回答「如何創造你自己的核心價值清單」這個問題。其他公司則提供現成的使命宣言，其核心價值則依照客戶需求而剪裁訂做。
激勵各機構宣揚自身對安全價值之信奉的工具性命令，是以承認安全保護需求確實存在為基礎。將安全轉換為價值的企圖，同樣是由承認對共享價值缺乏共識，大眾的焦慮及不安全感隨之增加所引起的。經由將安全轉化為價值的企圖，安全保護感的缺乏本身也被轉化成對一套共同準則共享的正向肯定。但我們珍視的事物——安全與保護——與自主或自由這樣的道德價值之間，卻有天壤之別。對安全的估價就代表對傷害的聲明。實際上，安全受到神格化的真正驅動力，來自實現無傷害世界的願望。如同一份題為〈安全——讓它發生〉（Safety─Making it Happen）的使命聲明所解釋：「『安全』一詞的意義因人而異，但本質上刻劃出『傷害不存在』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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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恐懼如何被操弄：不確定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為何形成21世紀的恐懼文化》，時報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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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福瑞迪（Frank Furedi）
譯者：蔡耀緯
英國《衛報》《泰晤士報》專題報導
誰在利用恐懼勒索？
誰在從事恐懼行銷？
誰在放任恐懼罷凌？
又是誰在操作恐懼亡國感？
盤古開天以來，人類時時面對恐懼。為了存活，就得隨時察覺威脅。恐懼是人類為了持續生命，而具有的原始本能。但，若是經由恐懼的道德化，人們懼怕的就不單單只是失業、貧困、犯罪、年老不受保護等極其私人與日常的威脅。
這就是本書要討論的議題：全球政治、經濟、社會、族群、宗教等不確定因素，如何滋長人們恐懼心理，形成二十一世紀的恐懼文化。作者試圖解答兩個彼此相關的問題：
一、 恐懼何以在今日社會取得道德上的掌控地位？
二、 我們今天恐懼的方式，相較於過去的恐懼體驗又有何變遷？
為此，作者探討恐懼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解釋這種情緒在當今社會是如何起作用。
Photo Credit: 時報文化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