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的遗产：“非人格化制度”是靠不住的

导读 日前，女王英国君主伊丽莎白二世的遗度靠世纪葬礼引发全球瞩目。除了她在位期间允认的产非15位首相，人们也热切地讨论这位女王令人尊敬的人格王室风范及“政治...

日前，英国君主伊丽莎白二世的化制世纪葬礼引发全球瞩目。除了她在位期间允认的不住15位首相，人们也热切地讨论这位女王令人尊敬的女王王室风范及“政治遗产”。

传记电视剧《王冠》有段情节：伊丽莎白小时候一度喜欢上了物理化学，遗度靠但给她上课的产非哲学老师认为小伊丽莎白还有更重要的课程需要学习。老师说：“制度有两个组成要素：高效，人格高贵。化制只有高效者有权制定和执行政策，不住对平民负责。女王王权代表着高贵，遗度靠是产非高效者存在的最高意义和合法性来源……只有高效和高贵通力合作且相互信任，制度才会有效。”

女王小时候有没有与老师有过这段对话现在并不知道，但这段台词却确实有本，它是根据白芝浩的文字改编而成。

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认为，立宪君主制通过议会对王权的制约……避免了绝对王权时代君主权力的缺陷，让社会转向开放进入秩序。

但虚君存在的必要性，尤其是王座的精神价值，似乎受重视程度较低，甚至像19世纪美国人嘲讽的那样，觉得是一种“冗余”，这显然低估了作为精神情感的王室尊荣之政治价值。

首先，王室与普通法密不可分。普通法通常描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连续生长的法律体系。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普通法系出王室而非民间，最初由一系列王室法令孕育和滋养。英国君主制保留了旧时代国王通过直接统治给社会塑造出来的情感，后来又融入了古希腊的理性和开放精神。

前者之所以未被摒弃，大概正因为普通法的演变史里总是出现王室的身影。英国人知道，数百年的历史上，那些经由法官判例“攒”成的法治体系极其复杂，普通人难以理解，更不用说掌握。生活在一个规范难以被理解的社会里，民众会产生信任危机，因为人对于“非人格化制度”是不会有感情的。君主赋予普通法以人格。

虚位君主天然处于王座之上，但却把“君权的骄傲推到了琐碎生活的层次”，赋予制度以人格，民众相信这种人格就行了。它固然难免出现偏误，却是人们面对复杂系统时常采用的低算力算法。人设可能崩塌，但王座仍能让具体的君主有机会修复或重建信任。

其次，立宪君主虽然治权为虚，却实实在在是社会的道德领袖。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里强调了包容性制度的重要性，但它与攫取型制度的区分并不那么清晰。攫取型制度往往对应着社会公共生活的普遍衰败，其中多半因为道德价值的“失锚”导致秩序混乱。

自然社会并不必然需要一个政治元首，但价值秩序却离不开精神图腾。制度学派看重的“非人格化”制度意味着一个委员会化的权力群体，它本身是匿名化的，无需为道德垂范负担责任，给社会的道德来源是模糊甚至没有的。

相比而言，立宪君主则可以通过礼仪、交谈、访问、婚姻乃至穿着打扮等场景树立起严肃的道德权威，向社会传递价值观，缓解或降低制度运行成本。

最后，立宪君主除了价值守护者、向社会提供观念力量之外，在权力场域也并非彻底的“虚化”，而仅是一种“深思熟虑之后的不作为”。

如果把君权视为一种“产权”的话，信托就免除了“职业经理人”侵权的可能。试想一下，如果下议院的每一个议员都可以定期参与最高权力的竞争，虽然这种博弈有可能选出优秀的领导者，但无法避免巨大的社会成本和道德风险。

如白芝浩所说，立宪君主拥有三项权力：知情权、鼓励权、警告权。“我的责任就是不反对，但是，请注意，我警示。”君权的在场为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攫取提供了超然第三方角色，立宪君主本人的操守固然有高有低，但王座的尊荣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无疑是一种特殊的引力场，确保政治权力和社会生活运行在相对稳定的轨道——要知道，英国并没有哪条法律明确规定君主的权力清单。理论上，在某些严重的危机时刻，君主仍有解散议会的权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制与美制相比，很难说哪个更“科学”。总统制、半总统制国家，作为国家元首的实权总统处在“世俗政治进程”之内，缺乏这种超然性，未必是好事。韩国总统摆脱不了下台就被清算的魔咒。即便总统制起源国的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下台也不免被FBI抄家，显示美国政治衰变、畸变之速。

当然，这一切都需要王室持续的努力和自律。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君宪国家，君主都有那么高的声望。虚君的权威部分承接自历史遗产，但其余部分则依赖君主的智慧和垂范。伊丽莎白二世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她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值得尊敬，也值得未来更多的思考。她的继承人能否保持之、光大之，也留待观察。

（作者系农业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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