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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DF專訪】《彼岸》導演施佑倫:呈現冤案之外人的狀態,「我認為紀錄片的道德觀是浮動的」

採訪:黃盈夢、專訪廖翊帆、彼岸萬孟賢
撰文:萬孟賢、導演的狀的道德觀黃盈夢

「神兵火急如律令,施佑奉請上中下界使者降臨來⋯⋯」影片由小法咒的倫呈錄片吟唱聲緩緩展開,一位中年男子耐心地帶領孩子們學習傳統民俗技藝,現冤他面容略顯滄桑,外人為紀但提到過往戀人,態認語氣中仍帶點情意;另一頭是浮動獨自撫養兩幼子的母親,她沉默寡言,專訪用小而堅定的彼岸肩膀撐起家庭,孩子唯一能和缺席父親團圓的導演的狀的道德觀時刻,竟是施佑在冷冰冰的監獄。

多年前一場命案,倫呈錄片使得王淇政、現冤洪世緯兩個家庭支離破碎,當事人、親屬和紀錄團隊不斷回訪事發地,卻像怎麼繞也繞不出那座后豐大橋,當路燈清冷光線灑落,冤屈與惆悵化為車窗外的浮光掠影,綿長道路看似沒有盡頭,他們究竟何時能從此岸邁向「彼岸」?

施佑倫導演長期與冤獄平反協會合作,曾拍攝過鄭性澤、陳龍綺、呂金鎧等冤案紀錄,《彼岸》為其第一部長片,耗時七年製作,聚焦2002年后豐大橋案及其兩位被告──王淇政、洪世緯與他們的家屬,拍攝期間歷經兩人假釋出獄、案件再審又駁回,案件迄今近廿年仍尚未定讞。

影片入圍2021釜山影展超廣角紀錄片競賽單元與本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台灣競賽,本次採訪中,導演施佑倫分享了本片的創作歷程與工作方式,如何梳理龐大複雜的素材拉出案件軸線,並呈現案情之外「人的狀態」。

導演照_施佑倫Photo Credit: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導演施佑倫
  • Q:冤獄平反協會的案件很多,如何決定拍攝主題?

我與協會合作的第一部是陳龍綺案──《不排除判決書》,那時(2014年)冤獄平反協會剛成立不久,沒有那麼多案件,陳龍綺是第二個立案的,第一個就是鄭性澤。鄭性澤當時還在牢裡,沒辦法拍,而陳龍綺案已經開再審、也有DNA證明排除他了,協會認為很有可能會判決無罪,決定要拍紀錄片,才來問我有沒有興趣和時間,不是我選擇拍攝題材。

陳龍綺案後便是后豐案,也就是《彼岸》,2015年協會覺得這一案可能會再審又有準備庭,所以問我要不要繼續合作,我一開始沒有直接答應,想先去后里跟家屬見面,看看他們的性格。

接觸王媽媽、洪太太後發現蠻多感興趣的東西,我才著手拍攝,比如被告家中留下的成員都是女性,他們身上又都有信仰的成分,另外王家是做陣頭的也很吸引我。

  • Q:如何與被攝者建立關係?

跟協會合作有個好處就是不需與被攝者重新建立關係,因為他們是被救援的,通常會給予絕對的信任。所以我的前置與田調幾乎跟拍攝同時進行,只有第一次去后里是單純聊聊,第二次就直接帶著攝影機去,讓他們熟悉拍攝的團隊和形式。

剛開始我會做簡短的訪談,藉由訪談來暸解他們的心情或狀態。比如問王媽媽平常一週的行程是什麼,她說周末會做資源回收,有時會去寺廟讀經班,我才發現原來這部分在她的生活中很重要。前一兩次訪談我會先確認被攝者的行程,後來如果有拍到那些活動,就不太需要再放入訪談畫面。

  • Q:影片耗時7年製作,拍攝到什麼時候覺得可以開始後製剪接?

《彼岸》製作期長,從2018年就開始剪接,開始剪是因為拍到王淇政去靈骨塔拜爸爸,還有洪太太在病房裡面跟兒子的對話,那些都是很關鍵的場次,雖然覺得大部分素材都有了,但好像還沒拍完。

我剪了剪發現都沒有死者的照片,就去王淇政家問他能不能找以前的照片給我,最後找到一張那時候女友拍他的照片,到這邊我就覺得拍完了,很適合做為影片的結尾。

  • Q:能否談談片中對於信仰的處理?

好像​​不只是冤案,人脆弱時就會想求得慰藉。《彼岸》一開始要寫企劃書時,我就覺得「司法程序」、「科學專家」和「宗教信仰」是既矛盾又衝突的三個元素,這個三角關係很迷人,也讓我特別想拍。

片中可以看到王媽媽認為明明有很多科學證據,但如果法官不認,就還是會判有罪,科學並不能給她慰藉,所以她更依賴宗教,而且不是著眼於現世,而是累世因果。那種價值觀對我來說很迷人,不是我迷信,是他們講述時呈現出「人的狀態」讓我覺得很有代表性。

王媽Photo Credit: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王媽媽
  • Q:如何拿捏人物在片中的份量?導演跟被攝者之間的互動如何?

那時候片子剪不出來,平衡雙方比重也是其中一個因素,片中有兩個角色、兩個家庭,我在想該如何呈現。

后豐案有趣的是他們兩家很不同,王淇政家做陣頭永遠都很熱鬧,王媽媽和他都比較樂觀又侃侃而談;但洪家就是黃思潔一個人帶兩個小孩,家裡有點冷清,也不太愛講話,我問問題她會回答,但都很簡短,我不問的話,她是一定不會講。不過也因為只有她一個人而已,講什麼話你都會覺得很揪心。

紀錄片最重要的是捕捉人的狀態,比如說他們的性格、講話的感覺,所以不只訪談內容,甚至「如何」講這些話,都是影片想呈現的。通常當他們不再開口我也不會勉強,講到傷心處停下來,我都會跟他們一起安靜,那個安靜是好的,有時候捕捉到狀態比得到內容重要。

  • Q:兩位主角在片中皆無表達埋怨,這是導演刻意的呈現嗎?拍攝過程是否曾受被攝者情緒影響?

我問過洪世緯會不會覺得被拖累,以及是否想過當初要在法庭上講不同的證詞。但他回答了一點滿正確的,他說「我不可能講和現場不一樣的話」。如果講了就是做偽證,他不能說他沒有到過現場、不能說那些看似對他有利但不正確的證詞,只是沒預期講出來後會被關。

拍攝過程中還真的沒有聽過洪世緯抱怨,我也很在意王淇政會不會抱怨死者⋯⋯所以並不是沒剪進去,而是這幾年真的沒聽到他們抱怨,拍攝過程或私底下相處都沒聽過。另外印象最深刻的是,王淇政會回想過去和陳琪瑄相處的狀況,甚至希望夢到她,我感覺他對她還有一定的情分,所以才會以合照照片收尾。

片中幾次訪談,我在攝影機背後都有泛淚,但我認為有情緒沒什麼不好,我的情緒最常被黃思潔影響,因為我覺得她實在太辛苦了,她其實是話最少的那個人,很不捨她一直壓抑自己。

思潔與楷傑Photo Credit: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思潔與楷傑
  • Q:導演有嘗試接洽原告方證人王清雲和律師朱元宏拍攝以平衡兩方立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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