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柏棕
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
且讓我們把重點放在與護國丸事故主人翁相關的護國《海軍特別志願兵令》。
瓜達康納爾戰役的丸日灣人半年間，海軍消耗大量戰力，本不兵台日本大本營被迫變更戰略，斷傳的光以確保自開戰以來擴充的誦當戰果。在「絕對國防圈」的志願最範圍內，日軍既要保持內線打擊敵人的護國能力，又要阻止敵軍空襲防衛圈內重要的丸日灣人資源產地和交通線，並預計兩年過後，本不兵台待力量恢復到足以發動大規模攻擊時，斷傳的光再審度機宜選擇地點，誦當進行戰略對決。志願最也就是護國說，日本大本營放棄自開戰以來採用的丸日灣人「速戰速決」原則，而確立了持久戰方針。本不兵台
隨著戰況惡化，以志願兵為主體的日本海軍，徵募人數每年倍增，例如，1942年較前一年增加超過兩倍，達到六萬三千餘人，1943年更一舉突破11萬人，甚至在1944年幾近完成25萬人的編制極限，再無另闢兵源的可能。
為了落實絕對國防圈的戰略，並補充1942年後幾次海戰所造成的兵員折損，此時，日本海軍也不得不拋棄過去與臺灣、朝鮮兵員共乘一船感到不安的既定成見，以及因兵員需求較少、不需接受殖民地志願兵的狀況，而改以動員殖民地的青年加入海軍，希望以殖民地本身兵力就近建立防衛體系，或增援其他戰區。
1943年五月，日本通過閣議，頒定《海軍特別志願兵令》，宣布八月在臺灣、朝鮮兩地同時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自願申請服兵役的男子，得依海軍大臣所定標準，經甄選後服特別志願兵役，編入海軍兵籍。
「行かう！海軍志願兵」——志願兵招募宣傳
當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實施的消息一公布，臺灣總督府與高雄警備府立即發表共同聲明，表示這是「島民最大之榮譽」、「600萬島民國家保護之大任」，要臺灣青年發揮海國男子的本分，報答聖恩。在臺灣各地都出現了陣容龐大的遊行、參拜神社等活動；並且舉辦各式演講和座談會，鼓吹青年從軍報國，為天皇、國家而死是無上光榮的思想。這些刻意聚集人潮的壯盛場面，形塑民間熱烈迴響的氛圍。
與此同時，媒體陸續報導了海軍志願兵發表的言論、戲劇化的事例，製造出被動員群體的支持情境，宣揚青年對從軍熱潮的實質響應；也深入志願兵的家庭，表揚家長期勉子弟戮力報國的無私精神，進而鼓勵民眾效法這些「模範之家」。
臺北三芝出身的李登欽（當時改名岩里武則），是前總統李登輝的兄長，當他錄取第一期海軍志願兵時，在《臺灣日日新報》刊出了記者對他的採訪內容，他如此說道：
報名的時候，我本來就有自信會考上海軍特別志願兵。如願以償後，內心還是欣喜無比。當然，在後方身為維護治安的戰士，為國效力，同樣是在奉公，但可能的話，我還是希望在第一線盡展所能為國家效力，如今真的成真了。而且我能夠加入無敵帝國海軍，在光榮的軍艦旗幟下從事擊潰英美的工作，我這輩子從未如此興奮過。從今而後，我只祈求成為堂堂帝國海軍報效國家的那天能早日到來。
同一天同一版也刊登了張雲藩的錄取心情：
……終於能加入海軍志願兵，一想到能身為世界首位的海軍軍人一員，就感到感動，不，是歡喜，難以言喻的感受。父母親也應該為此高興。昨天星期日，回到故鄉中壢，鄰居也問：「還沒收到合格通知嗎？」……作為本島人的榮譽，莫過於此。我將成為稱職的帝國海軍軍人，以報答各位的期待。
另外，在《臺灣日日新報》上還可以讀到家長的談話。例如當志願兵合格的通報傳來時，新竹出身的鄭武傑正好在外出差，父親便代他發表感言，他將孩子能夠錄取海軍志願兵形容是「家門之譽」。
當局一方面經由媒體美化制度，宣揚青年自願從軍是報國的榮譽；另一方面也以現實利益為誘因，透過座談會和演講說明制度的實質內容，從中鼓吹當兵的種種好處，包括：與日本人毫無差別編入兵籍，共同擔負國防使命的榮譽，同時依個人表現給予晉升機會。退伍後，有利於就業；若不幸陣亡，當局也會代為照料遺族。
整體而言，當局的輿論指導原則在於，反覆強調臺灣青年加入日本海軍的榮譽感，具有一種催眠效果，不需要求服從或屈服，相反地，它讓人在一種形式上有選擇的自由，實際上卻是在間接的、隱形的強制中做出選擇。誠如淡水出身的盧金水所言：
到處都是志願兵的消息，不斷傳誦著在臺灣實行志願兵制度，是臺灣人的最大光榮，當志願兵是盡忠報國的實際表現，企圖要造成一股風氣。那時候整個社會風氣都是朝著那個方向走，就算是心裡有什麼想法也不會表達出來，只能隨著那樣的潮流前進，所以可以說是環境逼得我不能不去志願。
換句話說，表面上「志願」雖非強制，卻在當局塑造出青年志願的熱烈情況與濃厚愛國氛圍裡，形構了單一選擇性。也就是，青年必須要有不落人後的愛國情操，因而有不得不的選擇，最後只有進行志願一途。
愛國青年的響應然而，究竟有沒有人是真切地嚮往並響應這股從軍熱呢？藉由證言，我們可以發現與那些被報導的主人翁，懷有同樣忠君愛國精神，將投入前線禦敵視為是青年責任者其實不在少數。住在花蓮玉里的阿美族人巴木達拉（Bamutaru，日本名安村秀吉，戰後改名林秀吉），即道出當時青年，包含他自己的志願熱忱，他說：
日本人那時已經打到沒有兵了，才在臺灣募集志願兵。不管是臺灣人、阿美族大家都很憧憬，想加入軍隊！我向考官堅定地回答：「我要進海軍！為了國家，我願意赴死！」我認為日本人做得到、臺灣人做得到，那我也能做得到，所以很努力地考上了志願兵。
從巴木達拉的言談中可以瞭解到，或是受到愛國教育的薰陶及當局的宣傳影響，在戰爭期世代當中確實出現了不少本著愛國心、懷著理想色彩的青年，他們自願從軍，主動地應募海軍志願兵。
無論是表面或是真心地自發響應，官方也展開驅使青年申請志願兵的強力社會控制，與無孔不入的動員手段。一方面以負責兵役業務的警察，作為主要的執行者；另一方面則由學校或市街庄為單位的役場、皇民奉公會、青年團等機關團體，向青年宣傳誘導，必要時進行強制的集體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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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臺籍海軍史》，月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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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柏棕
1944年11月7日特設巡洋艦護國丸，艦長水野孝吉，載著300名臺籍海軍特別志願兵從基隆港出發前往日本。同年11月10日凌晨，航行至九州外海古志岐島燈塔海域附近，遭美軍潛艦（Barb，編號USS-220）魚雷擊沉。
護國丸事件，是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於太平洋戰爭中犧牲人數最為慘重的一次。
有多達212位臺籍海軍菁英在上戰場前就殞落，然而這段歷史卻只出現在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書中的一句話與數本論文中，透過本書，我們將：
保留他們消逝的記憶
同理他們從軍的心情
理解他們所處的時代
這批從軍的青年，出生於1920年代、成長於殖民當局致力推行皇民化運動的1930年代，在學校接受愛國教育，因而不少人懷抱著報效天皇的理想。
與此同時，官方也利用媒體動員、社會氛圍施加壓力，並透過警察對轄區內人員的掌握，以及各級單位發動集體申請，搜羅大多數可能符合資格的臺灣青年，致使個人無法遁逃從而只能「自願」申請加入，無數臺灣家庭，在當局鼓吹青年從軍、全面動員的壓迫下，受到強烈波及。
因為終戰後國際政治局勢的轉換，使得他們就此噤聲，選擇將生命拼圖的重要一角隱沒於暗處。本書作者藉由多次訪談與收集臺籍日本海軍相關史料，留下臺灣人在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戰爭記憶。
Photo Credit:月熊出版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