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童偉格
創造者進城：導讀奧內蒂《短暫的小說一生》
拉森望望廣場上的雕像，上面的短暫的生導讀的話題詞驚人簡短：創造者：布勞森，牌子上長滿了銅綠。用獨原創語張他一面曬著太陽吸菸，力反一面心不在焉地想著，陳虛在每個城市和家庭，小說甚至他個人心中，短暫的生導讀的話都有一個安靜而昏暗的用獨原創語張區域，一個類似下水道的力反地方，躲避著命中注定要發生的陳虛事件。那是小說個神祕莫測的區域，裡面總有一些緩緩爬行的短暫的生導讀的話扁蟲，牠們總是用獨原創語張伺機報復，人們無法及時察覺。力反
——奧內蒂（Juan Carlos Onetti），陳虛《造船廠》（El astillero，1961）
1.
關於寫作者生涯，和現實世界的可能關係，鄂蘭（Hannah Arendt）描述過一種深刻的「生疏」（inexperience）。在為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文集《啟迪》（Illuminations，1968）所寫的導讀裡，她說，「一個時代的印記，常常是烙在那些最少受它影響、距離它最遙遠，卻也因此而吃盡苦頭的人身上」；就像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歐洲局勢，對不幸在其中故去之後，世界才開始認識他的班雅明而言——雖然受迫於納粹追捕，也因此自殺，鄂蘭仍認為，班雅明一生的不合時宜、屢遭困厄與最終絕望，必須追溯一個更長程的文化轉型問題，才能得到妥善解釋。鄂蘭也據此，討論關於「身後名」的基本矛盾：往往，它是以同代人的最高評價為前導。
這是說：因為某位寫作者的「獨具一格」，所以和他同時在場、反思著同樣時代命題的同代人，才能即時辨識出他的獨特之處；但是，卻也正是因為這位寫作者的絕對獨特，所以，彷彿宿命般，必須經過更漫長等待，他的那些「既非現存等級可以安排，也未另闢蹊徑讓自己成為未來類型」的作品，才可能被同代範圍以外的更多人理解；甚至，在更宏觀尺度裡，成為關於那個已故時代的、一個相對更全面的說明。鄂蘭因此，稱呼終其一生，說不上熟悉歐洲現實狀況的班雅明，為「最後的歐洲人」。
我猜想，鄂蘭描述的「生疏」，也很適合用來定義奧內蒂這位小說家，和二十世紀拉丁美洲現實之間的關係；雖然拉美局勢，必然是比歐洲要複雜更多的。一九○九年，身為愛爾蘭裔與巴西裔移民的後代，奧內蒂生於烏拉圭的首都蒙德維的亞。彼時，在布拉格，保險理賠員卡夫卡（Franz Kafka）二十六歲，剛剛發明了工地專用的安全帽，但還沒寫下任何長篇小說。班雅明十七歲，在柏林讀中學，收錄於《啟迪》的名篇〈論卡夫卡〉，當然尚無創作的可能。歐洲的「最後」，仍在各自的青春與未識裡，還沒有以「身後名」逆溯「身後名」，集結成未來我們才理解的，豐碑般的「同代人」。
在地球另半、赤道以南，彼時的烏拉圭，很具體就是富庶歐洲的鏡像，人稱「拉丁美洲的瑞士」。只是，在這富庶國家裡，中學生奧內蒂卻因家貧而輟學，從此，只能在社會對歐洲文明的豐饒仿效中，刻苦自學文學創作。同時發生的歐洲現代小說，可能正是啟蒙年代裡，奧內蒂自擇與私淑的遠方「同代人」。如此，直到三十歲，奧內蒂出版了個人第一部小說《井》（El pozo，1939）。
彼時卡夫卡已故去十五年，未及發表的遺稿，正隨保管人布勞德（Max Brod）流亡到巴勒斯坦。班雅明，則正要走出勃艮第的無國籍者拘禁營，準備穿越偌大法國，走到邊界上、個人絕無預期的一處天主教信眾墓園。要經過再十五年，他的思維才能如實越境，代替他生還。
僅限為數不多的文學友伴，《井》一出版，立刻獲得高度讚譽。只是，對奧內蒂而言，這般讚譽一方面珍貴，另一方面，卻也預告了種種十分頑強的「誤讀」可能。例如：人們習慣將小說裡，孤獨主角的反體制傾向、對應現實的消極反應和虛無態度，簡單解釋為具有社會批評的寓意——確實，因一九三○年代全球經濟危機，烏拉圭陷入了空前而長久的衰敗景況，而這似乎正是奧內蒂所有小說，一致再現的社會氛圍。對此，奧內蒂個人的聲明總是：他的小說「沒有什麼衰敗的寓意」；他的小說有的，僅僅就是「具體的衰敗」本身。
問題是：小說可能沒有寓意嗎？
2.
小說可能沒有現實寓意，而僅僅就是「小說本身」嗎？
或者：一種沒有任何現實寓意的小說，具體說來，應該是什麼樣的小說呢？
卡夫卡追求過這樣的小說。他的創作，是以大量精確細節為基礎，憑此，搭建一個絕對封閉的虛構世界。在其中，主角（所有的K們）一切解謎的努力，都被他們窮盡理性，卻也還是無法明瞭的細節給挫敗。然而，因為這個對我們而言，僅是虛構的封閉世界，卻是對主角而言，唯一僅有、也絕不可能逃脫的真實世界了，所以，繼續被無由地挫敗，就是他們貫徹自我理性的方式。他們貫徹理性，不是為了對他者證明什麼，畢竟，他們連對自己說明真實到底是什麼，都莫名困難。卡夫卡描述了現實對個人而言，具體的無寓意。
然而，卡夫卡小說被詮釋的方式，其實也已經證明過，作者個人聲明的具體無效。因為從布勞德違背卡夫卡遺願，陸續出版、並嘗試詮釋他的作品起，直至一九六○年代，環繞這些作品的更繁多論述，原則上，都是在將作者表明別無寓意的文學創作，給予以重新寓意化，並寄語給讀者的現世。這是說：卡夫卡創造的，那些恐怖而突梯的虛構，在後來的解讀裡，還是全景成為了真實世界的喻體——K們對世界的不解，悖論地，成為我們親解自己世界的一種方式。也就是說：卡夫卡還是幫助我們，理解了真實是如何之不可解。而這，就是寓意。
值得注意的是：也是直到一九六○年代，奧內蒂的《井》才又重新出版，獲得更多讀者。某種意義，對卡夫卡的再（誤）解模式可以有多繁複，這些模式，也就可能多便捷地，應用在對奧內蒂的再「誤讀」上。於是，如果關於「小說本身」的封閉與自足，奧內蒂的追求，從來相仿於卡夫卡，那麼，他在比卡夫卡漫長許多的寫作生涯中，所再更重複親歷的作者聲明無效，也許，可具體幫助我們，理解奧內蒂所對應的現實狀況，與卡夫卡的終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