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弘祺
君子就是想像性或不堅持工具性知識
在〈工具、鉛筆與橡皮擦〉一文裡，聲辯我主要是才博持工想指出不管是什麼學問，都必須以創意或創造力作為它的君不拘泥具性理想或目標。這一點是或堅不分自然科學或人文科學的。我又提到了工具這個觀念。知識我對這一部分沒有說得很深入。想像性或由於工具和孔子所說的聲辯「器」相似，所以現在就先從孔子講起。才博持工其實我很不想以孔子來開始寫文章，君不拘泥具性簡直就像香港人說的或堅，這是知識「講耶穌」：講一些不着邊際的大道理，惹人討厭。想像性或
不過，聲辯今天就來個例外吧。才博持工先替孔子打抱一下不平。
孔子的話有很多都沒有真正得到重視，更不用說實踐。例如他答應去見衛夫人南子的事，兩千年來，不知如何解釋。不過這也就算了，因為這是男女私情的事。但是有的話應該如何解釋，那就很有關係。例如他叫我們要「以直報怨」，但是我們卻比較常聽到「以德報怨」，對「直」這個字，不甚了了。
事實上，我覺得亞里斯多德的「equity」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對「直」作出一個更為廣汎的了解。當然，中國人對於類似「equity」的觀念並不是沒有發展，例如費孝通（1910-2005）說中國社會及人情關係是一種「差序格局」，這就「equity」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中國人講究的是道德的關係，與亞里斯多德關心的分配正義還是有一段距離。所以儒家的許多信念，我們既然不可以用宗教家的信仰來對待他們，信守為天下的至理，那就必須不斷地重新加以解釋，使它能日久常新。
事實上，就是基督宗教的神學家們也對《聖經》不斷地做出再解釋，這才使得它能永續發展。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裡指的不只是道德的實踐，而且也應該是知識的發揚。相同的，孔子說：「君子不器」。這句話大家常常引用，但是什麼是「器」，歷來很多學者有各樣的說法，但是很少舉出實際的例子。只是我們都知道，它就是君子的對立面就是。歷史上有誰是「器」的代表，那倒還沒有人具體提過。
一般地說，我們認為「器」指的是專業，因為專業是謀生的工具。孔子是貴族的後代，嚮往的是以前君子的生活，不要專業的知識或工作。君子具有所謂的通識（禮樂射御書數），是用來領導人的。至於維持生活的勞動力主要是來自老百姓或甚至於奴隸（孔子的時代，奴隸只限於做家庭的工作，已經不是農耕的主要勞動力），這些人當然不是君子，所以「君子不器」。
專業的、勞動的知識在孔子看來是用來從事生產和服務人的，不是君子必備的知識。這樣的看法合乎他的歷史背景，也變成了他對君子的定義。今天，我們的社會已經比他的時代複雜太多了，所以許多專業（像律師、藝術經紀人、教授、企業的董事或經理）人士也可以說是從事君子的職業，只要他們的行為合乎道德的基本要求，那麼他們常常也是社會的意見領袖或人們追求的理想。我們不再因為他們是專業人士而瞧不起他們。就是教授，雖然他們的知識很廣博或深入，但是畢竟學有所專，很難符合孔子所說的君子的標準。
例如說，今天大部分的博士教授們對「樂」有修養的人恐怕很少吧！至於「射」，那就更不用說了。唐代以後，君子就是讀書人，他們要學的除了經書之外，已經漸漸改變為琴棋書畫，看似對君子的定義作出了比較合乎時代的詮釋，但畢竟還是不能清楚地說出什麼才是「器」。拿廣義的社會地位或經濟階級來作為思考的依據，這是行不通的。
韋伯是二十世紀的偉大社會思想家，他把知識（他用「理性」這兩個字，指人用他的心智來追求的知識）簡單地分成兩種（其實是四種，但是我們現在只談韋伯比較關心的兩種）：一個是帶有「價值取向」的理性，它是我們所懷抱的價值或道德信念；我們使用它來處理我們安身立命的方法。一種是「工具理性」，它是我們為解決生活的需要或研究客觀外在的事物時，所使用的理性；它追求的是最有效的、最適合的方法。我這樣簡單解釋韋伯精深的社會哲學的理論，因為不是做學術的探討，而是要點出人類使用思考（頭腦）不外是要解決人生意義一類的大問題，或者是要解決現實生活的實際問題。因此一個是價值性的，一個是工具性的。
韋伯這樣的理論，說來很有意思。我們除了解決日常生活經常要依賴知識，用它來解決衣食住行，遨遊太空、探討奈米世界的問題之外，也常常不免反躬自省，問到底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發展原子彈的目的又是什麼？人生究竟又是為什麼？後者就是所謂的價值取向的理性思維。而工具理性當然就是前者。韋伯並沒有把兩者分高下，而且認為所有的人都會使用這兩種理性。但是顯然的，我們會認為價值取向的知識（像哲學、神學、文學、藝術或史學等等）比較根本，也可能更為重要。孔子說「君子不器」，他的內心或動機應該與我在這裡所說的十分相近。
在西方近代思想史裡，開始拋棄人格神（傳統基督教的上帝）的信仰之後，對於價值的問題就起了很重大的改變，充滿了危機。人活著是為什麼？人應該選擇什麼？這些問題的思考，促使思想家們開始懷疑人的理性是不是只夠探索像物理、數學或生物學一類的知識？感情是什麼？它不是不理性麼？人何以能行善？人應該用什麼樣的知識來創造完美的世界，避免人行惡？這就是十八世紀下半以來把知識分為兩種的張本。德國的哲學家或社會思想家們最熱衷處理這樣的問題。他們開始覺得光是人的理性不能解決宇宙間所有的問題，特別是與意義或價值有關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