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派屈克・畢克斯拜（Patrick Bixby）
十九世紀歐洲的護照制度依賴著易出錯的證件和不公平的執法，為那些希望重塑身分的旅行麗雪萊令人提供了一定的機會——不僅僅是為了逃避國家的權威及其邊境控制，也可能是許可學怪為了跨越其他界限，創造另一種形式的證科者瑪自我。如果在證件簽發後動過手腳不總是人作人意會被發現，下定決心的外的委託偽造旅行者常可能修飾或操縱輸入護照的身分資訊，因此在旅行中很少會受到質疑。護照
瑪麗．雪萊所處的申請時期出色地表現了這一點。她曾在一八一六年夏天和愛人（也是未來的丈夫）沛爾希．畢西．雪萊、繼妹克萊爾．克萊爾蒙特和惡名昭彰的旅行麗雪萊令拜倫勳爵一起到瑞士旅行。
正是許可學怪在日內瓦湖畔的一所出租小屋裡，她初次構思出小說《科學怪人》（一八一八）。證科者瑪十多年後，人作人意在她的外的委託偽造丈夫和拜倫都去世後，雪萊住在英格蘭南部海岸的護照阿倫德爾。當時她寫信給倫敦的一位演員朋友約翰．霍華德．佩恩，提出讓人意外的「委託」：他可以為她計畫在幾天內從布萊頓跨境到迪耶普的兩位朋友購買護照嗎？
正如雪萊所承認的，由於護照辦事處會要求簽發證件時需要本人到場，因此這項任務需要佩恩發揮他的表演才能，扮演其中一位旅行者，並找一位演員朋友扮演另一位。（這裡值得一提的是，雪萊在幾年後首次在英語中提出複合詞passport-office〔護照辦事處〕：該詞出現在她的原初女權主義小說《洛多爾》〔一八三五〕中，當時一位失望的情人試圖追蹤過去的情婦，在留存的紀錄中尋找關於她下落的線索。看來那位情婦也逃到了法國。）
一八二七年秋天，在佩恩同意此委託後，雪萊又寄了一封信，詳細描述旅行者的身體狀況，不僅是為了申請護照，也為了化妝、頭髮、服裝所需：「道格拉斯夫人個子矮，比我矮一點——深膚色、漂亮的黑色大眼睛和長度到脖子的捲曲頭髮……道格拉斯先生的身高和我一樣，纖瘦、深膚色、深色鬈髮——護照必須由肖爾托．道格拉斯夫婦領取。」
雪萊提供「伊莎貝爾．道格拉斯」和「肖爾托．道格拉斯」兩組簽名，以幫助佩恩和他的同夥偽造護照申請，其中還包括提及他們的旅行同伴，「卡特夫人和她的兩個兒子——一個十歲、一個九歲，外加珀西．雪萊夫人和兒子。」雪萊在與佩恩的通信中沒有提到的是，申請護照的伊莎貝爾．道格拉斯實際上是她的朋友伊莎貝爾．羅賓遜，肖爾托．道格拉斯先生實際上是一位蘇格蘭伯爵的私生女瑪麗．戴安娜．多茲，筆名為大衛．林賽。
使用化名——添加在廣受讚譽的戲劇和評論中，以及被認為「非常符合拜倫的東方故事脈絡」——讓多茲和林賽能夠從事擺脫對英格蘭女作家施加的社會規範和專業限制，以追求文學事業。現在，申請的護照將允許多茲和羅賓遜以道格拉斯夫婦的身分，在法國一起開始新生活。
直到一個半世紀後，美國文學學者貝蒂．T．班尼特才揭露這個計謀，在其著作《瑪麗．戴安娜．多茲：紳士與學者》中，找到多茲終其一生為了扮演紳士學者，採用各種男性偽裝的煞費苦心、扭轉和改變個人檔案的努力。檔案欺騙了班尼特，因為雪萊寄給佩恩的信提供另一種解釋，主要是金錢上的解釋，說是旅行者自己沒有保管好護照。那些偽造的簽名，即證件持有人身分的證明，只是證明歷史紀錄的潛在錯誤，讓問題變得複雜。
班尼特很快就發現，從多茲寫作生涯的早期階段開始，就能夠藉由「透過郵政寄送的作者問答信和手稿」來「取得獨立於她身體性別的身分」。那份有問題的護照提供更強大的變身手段，因為它提供「證據」，讓國外相信多茲／道格拉斯在英國冒著相當大的風險所採用的男性身分。憑藉國家權威和「官方」語言的力量，將有助於表現出另一種性別認同。
此外，該證件將允許道格拉斯穿著陽剛的服裝，留著短髮，以便在法國、德國或義大利中以男性主導的外交使團中謀求職位，在這些地方，外國人經常擔任高級職位（儘管很遺憾的，多茲／道格拉斯在上任之前就已去世）。但由於法蘭西檔案館中沒有任何偽造護照的紀錄，班尼特認為，到一八二七年，在法國領土上的英國臣民不再需要此類的證件。更確切地說，誤導性的信件、演員的召募、護照辦事處的偽裝——簡而言之，整個申請護照的計謀——「不是為了取得跨國旅行的許可；而是為了踏上跨文化、跨性別的旅程。」
因此，在這方面，護照不僅提供對持有人身分的官方證明，使國家當局能夠清楚地辨認出獨特的身體特徵，而且還提供一種對使用者友善的化名方式——或者是對改變自我一種方便的確認形式，可能讓多茲／道格拉斯躲過官方的逼視目光。貝爾在作家和外交官的職業生涯中用了二百多個化名；法布里齊奧和他多份假護照的故事則進一步清楚表現出人對新身分的惶惶不安。
古爾達爾在引用讓．史塔羅賓斯基於一九五一年所寫的有力文章〈化名司湯達〉時提出，這些假護照凸顯典型的浪漫主義觀念，即「不真實的外表和真實的內在存有」之間的裂痕，「將『化名』視為表面上符合社會規範，同時保持一定程度之內心自由的方式。」相反地，對於多茲／道格拉斯來說，假護照提供機會，讓她／他在國家的官僚機構某種程度的掩護下，得以活出「真正的內在」。
儘管正如班尼特所說，她／他的「生活堅守著自身存在的奧祕和複雜——那往往以秩序和控制的名義被過度簡化之物。」然而，在一層重要的意義上，這種生活只有當多茲／道格拉斯越過這個「／」所定義的邊界，離開她／他在英格蘭的家，並從其性別體現的強制性規範中進入一種刻意的放逐時，才成為可能。